关于全球化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及其意义的讨论在中国文论界已进行了几年。在集中讨论之前，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早已发生，只是没有在中国文论界形成群体性警觉和关注重点。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门大开和思想解放，西学热席卷全国，大家享受着眼界大开的爽快与走出禁锢的自由。之后，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文论学者越来越沉重地发现，涌入的西学不仅是令人起舞的和煦之风，它另有一种变风为体的力量，使起舞者随风而去。新世纪以来集中展开的全球化讨论，就在这种变风为体和忧患于变风为体的矛盾语境中展开。这一矛盾所必然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思考，便是要不要坚定不移地建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陈晓明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学问题说过这样的话：“文学理论批评在西方无疑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中国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且一直在前苏联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进，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真正体系。现在，如果匆忙中就想建构‘中国学派’，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仅仅依靠前苏联的体系，加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再加入一点西方现代理论，那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拼盘，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本文所引陈晓明观点均出自此文，不另注。）陈晓明的观点已表述得很明确，即他反对当下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学；其理由也很明确，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文艺学体系。其间的逻辑在于，既然此前没有自己的文艺学体系，此后亦即当下，也就无法建构自己的文艺学体系，匆忙中非要建构自己的文艺学不可，只能是弄巧成拙。这一逻辑暗含了一个肯定性判断——任何领域的新体系的建构都必须以该领域的既有体系为前提。然而，这一暗含的判断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任何一个新领域来说，此前都不存在该领域，自然也就不存在该领域的既有体系，这也就意味着此新领域此后也不会再形成任何该领域的思想体系。如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这些都是新领域，此前没有这类领域的思想体系，今后也就不会形成体系。这里的问题出在某一领域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并不一定要以此领域的先前体系为前提。这是比较典型的线型思维，有此因则有此果，无此因则无此果，而它因形成此果或此因形成它果的可能性由此被排除。这在多学科互相渗透、网络式生成的当下学术态势中，显然太过拘谨。而且，退一步讲，即便陈晓明上述逻辑能够成立，其间矛盾也难回避：中国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又何以会同时匍匐在苏联的阴影下？匍匐于苏联就称不上是闭门造车，当然，这不是原则问题，可算是表述不周。进一步，闭门造车或匍匐于苏联阴影之下，是否就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苏联社会主义的闭门造车及苏联政治阴影下苏联学术界的匍匐，不是照样形成了苏联的文论体系、艺术学体系及美学体系？至于匍匐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杜夫海纳、莫里斯、梅洛·庞蒂，匍匐于“新批评派”“张力说”的休姆、庞德、艾略特等等，也都经营出自己的体系。匍匐即遵从，即便是严格的遵从，也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此一理论或原理可以在另外领域进行成功的体系建构。这里还是有一个网络型思维与线型思维的差异性问题。更何况，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的建构，除了一定的思想或理论依凭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足以使同样的思想理论依凭形成不同的体系。由此又涉及该如何认定与评价思想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社会历史实践是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其重要性可以用萨特、海德格尔乃至福柯、德里达都曾强调过的说法来证明，他们认为，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必然可以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找到根据。正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使得同样遵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苏联、西方以及中国，有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区分。这一点陈晓明当然清楚，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此做过明确阐释：“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而那些命题与原理本身是现代性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文艺学还在相当程度上打上中国现代性的烙印。”按照这样的思路，陈晓明应肯定既然中国文艺学有自己不容取代的现代性的历史实践，即便它闭门造车或匍匐前行，它也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体系。前几十年中国文论的实践情况也正是这样，它所强调的政治属性，它所坚持的“二为”方向，它所提倡的创作方法，它所实践的批评标准，以及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情况下所生发的一套“三突出”模式、“黑八论”批判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中国时代性与无可取代性。而它的那一套理论言说，从引经据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意识形态论、阶级斗争论、现实主义典型论，到结合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理论批判与论证，再到充满火药味的文学批评，又到革命样板戏、反走资派文学及电影的革命文艺实践，贯穿始终又无所不到地渗透于一切细微之处，同时具有冲击力极强的体系性，如何能够视而不见呢？如此严密且又全国一统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文论思想体系，与世界其他的文论体系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了。然而，明确地阐释“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的陈晓明，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真正体系”的结论。但这样一来，这也就成了一个拿不出根据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陈晓明“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这一命题的设定意图并不在于中国是否有自己的真正体系，而在于指认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的变动，中国文艺学须由先前依附于苏联转而为当下的西方。正是由上面引述的这一命题，陈晓明接着说：“而现代性的历史实践也处在变动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与前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人文学科的理论学说深受其影响也不难理解。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占据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这也必然导致其在思想文化与价值建构方面期待更多沟通。”话说到这儿并没有错，国际关系的时代性变化，必然影响思想理论的对外交流，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成为中国思想理论包括文论沟通的侧重方面或倾注方面，总体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否能进而得出中国不该匆忙建构自己的文艺学，否则将弄巧成拙的结论呢？不同历史实践形成不同的对外交流重点与中国能否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思想理论没有必然性联系。可是陈晓明却不顾这种非联系性，不顾“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而伴随着历史实践展开的中国文艺学却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建构这一明显的矛盾，生硬地指出：“很显然，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在这里陈晓明提出的是一个刻板的二元论思路，把研究西方与建构自己一刀切开，又对所得的两半分出先后。这种二元论的机械刻板的思路在辩证互动的理路已普遍熟悉与运用的时下，竟被陈晓明这样的智者所提出并坚持，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况且，即便在陈晓明“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的思路内，这种先学西方再建自己的说法也于理不通，这将使始终伴随的历史实践无法在中国文论的先学后建中伴随始终。历史实践是连续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因你先学而暂停因你后建而再启，这将导致文论建构的严重的历史实践断裂或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