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心武等作家在座谈中对张承志作指名道姓的批评，张承志对此作出可算激烈的回应，文坛新一轮争议将拉开序幕…… 记者：张承志先生，你是文坛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请你谈谈去年一年做了些什么？ 张：去年我干的最大一件事是旅行。去年我得了“爱文文学奖”。钱对我来讲是重要的，我没单位，没工资，也没职称，不是什么几级作家，没有医疗保险、住宅和电话。我只是一个作家，除稿费外，没别的收入。但钱又是个没意思的东西。我把这笔钱用来旅行，跑了“四大名镇”中的佛山、朱仙镇及大运河的河北段；夏天，跑了祁连山、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山之父”，后来又去了云南贵州。对我这样一个在黄土高原跑的时间可能有点过长的人来说，南方的绿色令我陶醉。 记者：除南方的绿色外，其他印象如何？ 张：到了像广州、南京这样拥有巨大历史感的地方，你们南方人可能无法想象对一个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多么重要。 记者：主要是感受历史？ 张：对。别的我没太留意。 记者：历史之外，你还感受了什么，譬如说南方的商业化？ 张：我没太注意这个问题，也不想评价商业化过程中的某些弊端，我只想说，广州人在商业化过程中并没有把广东历史上的一些传统丢掉。作为作家，我与广州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常打交道。我发现不管男女老少，他们都多少具有一种“广东好汉”的侠气。他们都敢做敢当，说话算数，不吹牛，一般都说到做到，这同有些地方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我想，这大概也是广东的报刊杂志、出版社在北方知识分子中走俏的缘由之一吧？ 在外面跑，去年我写的东西很少，勉强在《花城》开了一年的专栏。其他就顾不上了。 记者：对了，今年《钟山》第一期的《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一文中，谈及你的话题不少。你本人如何看？ 张：舆论界可以发表针对作家的批评，不管这种批评多么的严厉，作家也要学会并习惯这种批评；但文学批评应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道德，不能污蔑造谣，不能搞“政治诱导”。 那些人，除刘心武外，没一个是我认识的。同刘心武，十几年来我与他顶多有过三次接触，时间全部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第一次是他从《人民文学》主编位置下来时，我觉得应该去看看他，我去了，呆了几分钟就走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主张“妇女就是应戴面纱，应该禁止饮酒，取消一切娱乐场所，组织生产……”他在造谣。我在什么地方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或言论？ 从他们的话中，我感觉到了什么是思想的仇恨（我与这些人没有交往），但他们并不想同我发生思想交锋，也不具备同我发生思想交锋的能力。他们用“顺口溜”和“起外号”的手法，企图漫画我的思想和形象。先是什么“二张”，后是什么“原红旨”。张炜就是张炜，我就是我嘛！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看有些人才是“原官旨”或“原王旨”、“原托儿旨”，舍不掉“主编情结”和“霸主情结”，总把政治和文学的宝押在王蒙同志的身上。凡是他们想象中的王蒙同志的对立面，都当作攻击的目标。他不懂得王蒙同志思想中的哲学、历史和文化构成，不理解作家面临的时代大问题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他们不是王蒙同志的诤友，只是一些帮闲的“托儿”。我同王蒙同志有十多年的友谊。我在去年《花城》上写了一篇《三舍之避》，你看过没有？ 记者：没看过，但听人说过，知道其大概内容。 张：这篇文章表示了我与王蒙之间我应持的态度。“三舍之避”，这也是起码的礼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