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了丁东和孙珉合编的这本书吸引了我。我一边读，一边赞叹90年代中国文艺界终于摆脱了那种血腥的战场状态，开始走上了各抒己见的论坛。这是最令人鼓舞的兆头。在这本由二三十人写成的书里，有的文章写得心平气和，也有的带火气。但都是就文论文，不玩棍棒。谁也不是爷爷，谁也不是孙子。大家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本身就是一大可喜现象。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首先是环绕人文精神的争议，然后是就王朔小说展开的“崇高问题”讨论，第三部分谈宽容问题，最后是环绕“聪明人”问题的几个回合。由于作者们角度不同，经历各异，就形成了这场争鸣。这里有重头文章，也有三言两语，但没有人摆出官方姿态，也很少人使用“我们”那种吓人的字眼。谁头上也不带光环，谁手里也不抡指挥棒。读时我不禁觉得90年代的中国成熟多了，健康多了。 关于人文问题，争辩的焦点似乎在中国过去有无的问题，而没人提出允不允许的问题。相反，人文主义的对立面是作为红卫兵思想模式提出的。开国以来，后者一直占上风。只不过到了1966年就变本加厉了。从真实性到中间人物，红卫兵思想模式总处于绝对优势。 从宽容角度来谈王朔作品是极为恰当的。我们对他的作品可以各自做出不同的评价。我注意到讨论中并未出现允许不允许他那么写或加以讨伐的问题。正因为50年代以来红卫兵思想模式始终占统治地位，王朔式的写法也可以说是对于多年教条主义的枷锁一种极其自然的反应。既然他没树立什么模式，也没鼓吹什么主义或倡导什么创作方法，有人看不惯可以批评，但对它的出现应给以理解，并允许它存在。 书中有一部分也正是环绕“宽容”这个问题的争论。倘若王朔建立山头，企图霸占文坛，带领一帮青年专写痞子文学，号召走王朔道路，那当然会群起攻之。如今，尽管他的作品获得了“痞子文学”的称号，但那指的还是他一个人的写法——何况现在他又搁了笔。他也许正在作进一步的思考。 总之，这本《争鸣录》标志着9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兴旺：人人都可以放胆地想，放胆地写。谁手里也不拿棍棒。人文精神也好，文艺的昌盛也好，都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才能出现。 可以争论中国过去有没有人文精神，但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更需要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