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年史的设想 前些年，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正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与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碰见，谈起此事。他说了一句很有风趣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何必要讨论呢？你认为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与宗强先生是学术上的挚友，于学问之事，是无所不谈的。当时他说了这几句话后，我们彼此都呵呵大笑，也未再细谈。此后我却时常回味这话，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应《江海学刊》之约，谈谈对文学史研究的展望，我觉得宗强先生这番话是很值得再提的。 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且不说外国人，仅仅本国学者，就不止写了几十部。建国以后，前30年间似乎少了一些，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七、八年间，突然多了起来。这其间，有通史的，有断代史的，有分体史的，有断代兼分体的（如《魏晋南北朝赋史》、《唐诗史》等）。通史也有各色各样的，有以平实见长的，有的材料繁富而擅场的，也有因观点新颖而称誉的。这些都是好现象。学术上的事，是靠自身而存在的。三国时曹丕早就说过：“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论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人写了一部书，不必追求广告效应，不必依靠行政手段，你的书如果真正有水平，自然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我觉得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也应当作如是观。 现在，我想趁讨论这一问题的时机，介绍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即关于文学编年史的构思与撰写。 1978年冬，我在完成《唐代诗人丛考》一书时，曾写过一篇自序，我这里想引用其中的一段话：“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我当时写这几句话，是曾想到做文学编年的工作的。我觉得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而文学编年史则可能会较好地解决整体研究的问题。如以唐代文学为例，我们如果分段进行唐代文学的编年，把唐代朝廷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材料，一年一年编排，就会看到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而且也可能会引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前几年，我曾邀约几位学友尝试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你得把唐代上百位的作家行踪搞清楚，把他们创作的诗文时间作确切的系年，把作家间的交往作对应的考察，这无异于先要替一个个作家编写出个人年谱，再把这众多的个人年谱汇总成作家群的活动记录，更不要说有些作品的真伪、有些作家生平记载的不确，需要重新予以辨析。这之中，我们当然可以吸取已有的成果，但不少是要从头做起的。所幸的是，经过几年沉潜的努力，唐五代将近三百五十年的编年史初稿已接近完成了，总字数将在二百万字以上。 这里，我谨向读者介绍其中的两段，看看这样来做编年史，对于我们整个文学史研究，是否能增加些什么。 晚唐的部分是我与厦门大学中文系吴在庆同志合作撰写的。前些时候他应约把文宗大和七年编年单独拿出来发表于《艺文述林》（福建师大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11月）。大和七年(833)是十分平常的一年，在唐代文学史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既然刊登出来了，也不妨以此为例，看看中晚唐文学中平淡的一年是什么样的情景。 这一年，白居易62岁，在洛阳，春天先是任河南尹，四月间以病免，授太子宾客分司，更为闲职。刘禹锡也62岁，在苏州刺史任。一北一南，经常作诗唱和。二人有时还与时任河东节度使、年已68岁的令狐楚唱酬，成为当时年老一辈文坛耆宿活动的特点：“章句新添塞下曲，风流旧占洛阳城。昨来亦有吴趋咏，惟寄东都与北京。”（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醉吟得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这年春，僧人宗密自苏州返洛阳，临行前刘禹锡有诗送之；宗密到洛阳，白居易也有诗赠之，称“柴袍朝士白髯翁，与俗乖疏与道通。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僧人似乎已成为这两位诗家情思沟通的信使了。宗密，见《宋高僧传》卷六，事迹又见裴休《圭峰禅师碑铭》，本年54岁。是年秋，刘禹锡又有诗寄白居易，诗中感伤元稹、崔群等人之久已丧逝，白即有诗答之。此年，刘禹锡将他与令狐楚唱和诗编为《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唱和之作编为《吴蜀集》，又自编《刘氏集略》，并辑李绛遗集为二十卷。这种种，都足以见老一代诗人的情态，以及在交往中所寄寓的落寞心境。 这时，年辈比他们稍晚的李德裕，年47岁，此年二月以兵部尚书守本官同中书平章事；七月，拜中书侍郎，正式执政。李德裕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有见解的文学批评家。本年他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在科举制上主张进士试应通经术，试议论，停试诗赋，并由朝廷下令，批评“近日苟尚浮华，莫修经义”（《府元龟》卷九○《帝王部·赦宥》）。李绅本年正月，本已由寿州刺史授太子宾客分司，无实权，当经李德裕推荐，七月，改为浙东观察使。这样，就使得张祜、崔涯等较年轻的诗人前往越州（绍兴），共相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