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共同筹划组织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9—11日在福建漳州东南花都的“策士溪俱乐部”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报社杂志社的8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叙事学理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文学叙事与文化诗学视角、叙事学的中国化及其实践、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云南大学的谭君强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的傅修延教授、浙江大学的金健人教授、漳州师范学院的祖国颂教授在大会开幕式后作了主题发言；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刘绍信教授、西南师范大学的许德金教授、天津外国语学院郑铁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董小英副研究员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大会在紧张、热烈、和谐、友好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议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是替代还是互补。针对这一问题申丹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的主题报告，简要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论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特征，并阐明了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之间共进互补关系。他指出，国内研究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女性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曲线相救”，并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 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越来越旺的发展势头，是不是经典叙事学真的濒临死亡了呢？申丹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又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作为技术支撑。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由此可见后经典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因此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或超越，而是互补共存，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叙事学是否要走向文化叙事学。传统叙事学脱胎于结构主义诗学，聚焦文本之内叙事结构与叙述话语的形式分析，割裂与文本之外世界的联系，有着明显的不足。那么叙事学要不要走向文化叙事学？ 祖国颂教授提出“走向文化叙事学”的构想，认为文化叙事学意在把叙事表现文化事实与文化事实具有叙事功能相结合，把叙事文本与文化现实相结合，把叙事行为与叙事读解相结合，从而把叙事从一种语言行为还原为广泛的文化现象。文化叙事学不只关注叙事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表现，还特别关注特殊的文化事实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及其所产生的特殊叙事效果，注重发现叙事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把叙事行为与叙事读解行为融为一体。 刘庆璋教授分析了叙事学的局限性，认为叙事学是文艺理论的支脉，它从结构主义中分化而来，既有很强的学理性，也有其明显的缺陷，它将文学研究推到科学主义的极端，欠缺了文学的精神皈依——人文主义精神。如果忽视创作者和审美者的美学取向，割断文本与人——作者、读者及其生活现实和文化语境的联系，显然背离了最不宜于整齐划一、最需要独创性的文学美学特征。而文化叙事学既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叙事理论的优良传统，又能较好地弥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不足。因此叙事学应该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发展，走向文化叙事学。 谭君强认为作为文学研究的叙述学，从大的范围来说，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在叙述学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时候，为了确保其在众多学科中的独特定位以及其研究的独立性，从而将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作特殊的限定，以使其在众多理论潮流中独树一帜的话，那么，在叙述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叙述语法、叙述结构、话语分析等众多模式已经得到充分展现的情况下，叙述学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画地为牢，使自己继续在原地打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所产生的交叉研究，叙述学对文化领域这一更为宽广的范围的渗入，无疑会使它获得新的无限生机。 申丹也强调，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局限于文本之内，搞到一定程度，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少，老是在同一框架里转很难再有所作为，它必须寻找空间向外拓展。 叙事学突破文本与结构主义形式的樊篱，与文化层面和鲜活的世界相联系，是它发展的必然趋势。 叙事学如何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传统叙事学主要研究语言文学叙事，而文学叙事离不开它的审美价值，可结构主义叙事学恰恰忽略了它的存在。把叙事学引向审美层面，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