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9)05-0087-12 作为一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风格犀利、尖锐、振聋发聩。谈论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时候，作者表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桑菲尔德庄园之中，罗彻斯特的秘密妻子伯莎并非仅仅是囚禁于阁楼的一个疯女人，一个简·爱与罗彻斯特婚姻的法律障碍；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疯女人象征了简·爱内心充满叛逆能量的无意识，“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简本人秘密的自我”；“如果从象征和心理的层面上说，伯莎的幽灵似乎显而易见正是简的另一个、事实上也是最吓人的化身”。伯莎纵火烧毁庄园，罗彻斯特救火的时候身负重伤，双目失明，财产的灰飞烟灭和男性气质的垮塌导致父权制统治基础的消失，他与简·爱终于平等地站到了相似的社会地位之上。这时，简·爱应声而至，毅然与罗彻斯特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灵魂的结合。作者看来，伯莎完成了简·爱暗中期待的一切：“简想要摧毁桑菲尔德这一罗彻斯特的主人权威和她自己的仆从地位的象征符号的深刻的欲望，也将通过伯莎之手获得实现，她最终烧毁了房子，并在这一过程毁灭了她自己，仿佛她既是自己愿望的代理人，又是简的愿望的代理人。”① 这种阐释既鞭辟入里，又出人意表。批评家的特殊视域撼动了众多认识成规，解放出种种隐蔽的理论内涵，同时还可能形成某种隐约的不安。无论如何，将伯莎视为简的另一个化身与《简·爱》的故事情节存在巨大的距离。通常看来，《简·爱》的故事情节并未摆脱人们熟悉的模式：旷夫怨女，相见生情，可是，命运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于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的确制造了彻底的转机：由于上帝的巧妙安排，法律层面与物质层面的复杂纠葛瞬间消除，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如期而至。始于两情相悦，继而曲折悲苦，终于柳暗花明，《简·爱》仍然遵循经典的起承转合，显现了“平衡—外力介入—再平衡”的情节构造力学模型。然而，《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奇特解读大刀阔斧地甩开了这种模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锋芒跃然纸上。必须承认，如此新颖的阐述同时隐藏了某种不适。人们不得不回忆这个故事，力图重新验证女性主义的特殊结论——必须承认，某种勉强与生硬显而易见，理论放大镜检视的那些片断仿佛无法重新熨帖地安置于故事情节内部。换言之，这种奇特的解读似乎破坏甚至撕裂了作品有机整体。 从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到“文化研究”，活跃于20世纪的诸多文学批评类型时常制造这种隐约的不安。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解读与作品表象构成了某种差距，二者的紧张恰恰是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那么，20世纪文学批评的各种独到阐释往往使这种紧张演变为断裂。批评家观点的深刻与犀利击穿了人们认识作品的基本框架，文学批评的解读似乎与作品脱钩了。这是一种不凡的洞见，还是不无偏执的深文周纳?人们时常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所谓“认识作品的基本框架”，很大程度上基于作品整体轮廓。许多时候，整体轮廓充当了各种判断的重要依据。辨识一只马与一条狗，整体轮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耳朵、尾巴或者一条腿的考察。然而，20世纪的诸多文学批评时常专注于某种既定主题而罔顾作品基本框架的限制，例如声名显赫的“文化研究”。阶级、种族、性别这些显赫的主题之外，“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多维的分析视角。譬如，批评家心目中，一部作品的构造远非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同时还包含了各种器物的组织与再现。考察诸多器物形成的文化经纬，揭示各种隐藏的成规与理念，这是相当一部分“文化研究”的内容。从文学作品显示的交通体系、疾病医疗、植物种类、兵器特征到戏曲舞台的历史演变、电视演播厅的结构、替身演员的薪酬，众多围绕作品以及“审美”的外围问题纷纷进入视野，晋升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这时，各种意识形态观念无形地充当了文学批评的主角，许多作品的片断摆脱了整体的结构束缚而集聚到这些观念周围。这时，文学批评的结论与作品有机整体可能产生离异，甚至遭受某种抵抗。 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必须追溯至现代阐释学的一个特殊动向：相对于阐释对象，阐释者的权力愈来愈大。海德格尔、伽达默领衔的“阐释学转向”表明，阐释主体占有的份额大幅上升。作为阐释对象，作品有机整体多大程度地构成各种分析、联想乃至有意“曲解”的限制?这个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人们可以回访文学批评史上若干有趣的例子。尽管海明威出面否认《老人与海》的象征内涵，但是，许多批评家仍然认可这一部小说虽败不屈的英雄主义——《老人与海》的完整情节均可支持这种象征涵义。②然而，言之凿凿地将《红楼梦》视为某一个家族秘史，谴责《水浒传》的武松暴力虐待动物，违背生态文明道德；或者，断言《阿Q正传》的主题乃是阶级斗争，诸如此类的阐释似是而非。荣宁二府的人物关系可能与某个家族不无相似，武松的确痛殴景阳冈上的一只老虎，阿Q以及未庄的所有人物分别拥有自己的阶级身份，尽管如此，这些成分并未成为作品内部的主导元素。《红楼梦》的叙述动力来自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微妙纠缠以及大观园内部各种风波，荣宁二府人物关系的比附对象仅仅存在微弱的作用；武松的大丈夫形象与英雄气概令人心折，动物以及生态文明问题是另一个语境的主题；《阿Q正传》的情节主轴是“精神胜利法”，这个性格特征的组织结构功能远远超过了他的贫雇农身份。换言之，批评家的阐释效力不得不接受作品形象体系的评估。无论是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孽债宿命还是恋母情结、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仅仅择取若干片断论证既定的理论命题，文学批评的锋刃可能割裂作品有机整体。这时，批评家的观点会不会成为失控的脱缰之马? 这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围绕“强制阐释”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争论。③文学批评的解读与作品有机整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二者的辩证显示了阐释学的内在矛盾与运动形式。进入特定的文化段落，作品有机整体规约了文学批评的解读范围；然而历史文化演变造就的另一个特征，即是文学批评的解读屡屡突破作品有机整体的既定边界。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保持了高度的开放姿态。从社会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到阐释学，人文学科的众多学派纷纷进驻文学批评，提供各种分析模式，组建相应的文学批评学派。许多经典作品成为这些分析模式的实验对象，众多新型的理论观念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耕耘人们熟悉的故事情节。这时，作品有机整体可能面临多种迥然不同的拆卸、分解、辨析和重组。就像一部作品并非外部世界的复制，一部作品的解读亦非作品内容的复述。严格地说，所有的解读都是对于作品有机整体的冒犯，只不过双方可能相容到什么程度。现今，诸多文学批评学派的纵横驰骋制造了巨大的震荡，以至于人们无法避免这种疑虑——所谓的作品有机整体是否依然稳固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