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近年著文提出，当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经典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没能树立文学经典来引导读者；纯文学的神话破灭后，文学判断的标准处于混乱当中，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文学批评再次复活，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使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成为“无物”甚至“垃圾”；批评功能被曲解，批评形象被颠覆，使文学批评建构文学史的能力受到削弱。这一切，说明当代文学研究没能发挥它的正当功能①。对此，我表示完全赞同。不过我想换一个角度提问：如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上述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当代文学就能迅猛发展，抑或当代文学研究就能很好地承担起指导读者的责任了吗？我想答案是不那么乐观的。其实，吴义勤也了解这一点，不过他把这当作当代文学研究存在问题的背景来看待。如果我们把这背景当成问题本身来探讨，与他所讨论的问题合起来，或许更能说明当代文学研究目前的症结。说得更明白一些，我想追问的是：在传媒时代，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能做些什么，它的表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它的真正困境何在，它的出路又在哪里？ 一、文学边缘化：批评影响力的下降 我们抱怨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没能发挥它应有的指导创作、引领潮流的作用，其实，当代文学研究者是渴望能起这种作用的，只是他们很难做到。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文学自身。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中相当一部分作品缺少作家个性化的精神内质，在当下人们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研究者无法向读者展现这种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批评家的发言缺少吸引力；二是文学被边缘化，它对社会的影响力整体性地下降，批评家使出浑身解数也唤不起从前的读者对文学的那种兴趣了，从而使文学研究本身也失去了从前拥有的那种影响力。 先说第一点。当代文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是思想规范化运动的产物。不断的思想改造，使作家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都高度地统一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上来，自觉地按照这种观念来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之所以要改造作家的思想，是因作家原来的世界观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确立新的世界观的过程，其实就是清除个人的独特性的过程。个人的世界观得到了改造，可是人的丰富性也因此大打折扣。人的思想变得“正确”，但人的观念成为教条。所谓“正确”的观念，失去了个性的基础，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人在相当程度上就变成了扁形的人②。这种扁形的人对世界和社会采取了僵化的立场，不能指望他们写出生动的、感性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作品。即使表现了一点个性，那也只是在如何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揭示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生活本质上绞尽脑汁地玩花样，从而坠入形式主义的泥淖。比如杨朔。杨朔是一个有才华的散文家，具备良好的诗性感悟力，但他不能凭自己的真实感受去写散文，而只能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去虚构生活，写出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写出人民的幸福生活。当杨朔写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像一朵朵盛开的茶花时，真实的情形却是有许多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杨朔看不到真相吗？不是，是他知道必须按照“正确”的观点来写生活，写出生活的“本质”——何为生活的本质，却不是由杨朔说了算的，所以他不可能写出自己的感性直观和真实印象来。这样的作品，到了价值多元、人们开始重视个性和内心丰富性的时代，显然再难获得读者的认同了。把这样的作品作为经典向读者推荐，批评家再怎么用力，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这不是批评家的无能，而是批评对象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现代文学的情形则与此有所不同。也许我们可以说现代作家的思想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他们富有个性。比如鲁迅前期的思想并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可是他的深刻性完全是鲁迅式的。郭沫若的诗，按今天的标准看，也许不那么精致，可是那的确是他天才发挥的结晶。郁达夫的小说，或许“少儿不宜”，可有谁能否认他写得真诚，而且像沈从又说的，他把无数年轻人的心说动了。曹禺的前期戏剧专注于对人性的拷问，其深刻性是他后来的作品难以比拟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我们可以指责其与大时代隔了一层，只写些个人的趣味，可正是这样的散文现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文学的正确与真诚的关系，思考文学表现个性和反映时代的关系。文学当然要反映时代，但不是抽象地去写关于时代的概念，而是表达时代落在作者心灵上的投影。时代的精神，可以融化在日常生活的感受中，融化在作家的奇思妙想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是看重文学的时代性呢，还是看重文学的个性乃至趣味？当生活较为平和安定、政治的因素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出的时候，读者所要求的也就偏向于真情和魅力，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正确。于是，那些政治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情调上却贴近人心，因而能给读者带来感动和温暖的作品受到了青睐。相比较而言，现代文学这样的作品多，当代文学这样的作品少。 再说第二点：文学边缘化所带来的问题。当下新型的传媒占据了上风，人们为娱乐化甚至狂欢化的欲望所驱动，对写在纸上的文学作品再难以提起过去时代曾有的那种强烈兴趣。一些作家为了与影视争夺读者，祭出了杀手锏，专去表现人的欲望，扯起了“私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旗号。这看起来像是很有个性，实际上降低了文学的品格。这样的作品能走红一时，成为一种时尚，但不可能长久；读者看这样的作品多了，反而变得麻木，甚至倒了胃口，再也提不起阅读的兴趣了。文学出此下策，反映了它面对边缘化命运时所做的一种挣扎。 那么，文学批评能为它解困吗？我们当然希望批评家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可问题是文学的命运并不决定于批评家，而是决定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于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对文学的期待。批评家的意见能起到一点引导的作用，但它的作用十分有限。它能不能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都取决于这个时代对文学、对文学批评的需求。比如，鲁迅是伟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超过了鲁迅的成就。可是，鲁迅研究受到普遍而强烈关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鲁迅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人们研究鲁迅，其实主要是出于鲁迅研究以外的目的，比如为了强调鲁迅的小说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革命领导权问题、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等，或者为了说明鲁迅代表了思想革命的要求，其成就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强调前者，是为了证明中国革命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强调后者，是为了打破现代迷信对思想的垄断，用鲁迅的旗帜引导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时，鲁迅研究是一个思想博弈的平台，鲁迅研究的价值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有力的，批评家也因为引领了思想潮流而享受了无上的光荣。可是，时光流逝，当上述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不再影响日常生活时，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娱乐和消遣，鲁迅研究就风光不再，因为它与普通人无关了。它成了纯学术的问题。诸如鲁迅是政治革命旗手还是思想革命旗手之类，一般民众，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再关心。因而，鲁迅研究者再难以凭借鲁迅研究成为思想界的领袖。鲁迅研究尚且如此，别的作家研究就更难以引领思想潮流了。这说明，在文学无奈地被边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