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学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宏观思考。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运动,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进入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展望和设计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基本目标和路向。为此,加大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加大吸收外国文论优秀成果的力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取缔和消解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的合理规定性,不能放弃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文学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唯心史观影响,按照历史的昭示,走“综合创新”之路。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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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到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开始以前瞻的眼光谈论跨世纪文学理论建设问题。

      前瞻是以回顾为根基的。综观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的运动。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涌入,经过与封建主义文学观的剧烈碰撞,经过与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结合,经过革命文学队伍内部和外部的激烈论战,到40年代,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中国文学思想界完成了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汲取一切现有成果基础上,第一次从精神体系、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新形态。随后,是这一理论形态的运用和丰富,是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和考验。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世界范围内思潮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西方现代特别是“战后”诸种文艺学说的大量绍介和引进,中国文学理论界从90年代开始,又面临一次在全面“综合”基础上实现腾飞的任务。〔1 〕这次“综合”,在眼界上带有拓宽的性质,在观念上带有更新的性质,在方法上带有充实的性质,在境界上带有提升的性质,在体系上带有更科学完整的性质,在风格上,则带有更加“现代化”、更加“民族化”的性质。这次“综合”,要负载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现代革命文学传统一切优秀的东西,负载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可取的共同成果,而且,要为人类的文艺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次“综合”,像上一次“综合”一样,是现实提出来的要求,是理论运动自身提出来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如果说上次“综合”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那么,这一次“综合”则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合”不是“迭加”,不是“混合”,而是螺旋的上升,辩证的飞跃。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第一次“综合”的过程和结果看,显然,是达到了这一目标的。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精髓,现代革命进步文学运动经验,特定历史时期规定的文学使命,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的追求,都在一种新的体系形态中得到阐发,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理论风格。但它归根结蒂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中国革命文学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吸收、批判和改造了中外古今文艺学说的结晶。离开这一点,“综合”的整体趋势及其达到的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就难以准确说明。

      第二次“综合”面临比第一次“综合”远为复杂的境况。从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与资本主义沉痛反思到社会主义走入低潮与资本主义势力疯狂东扩;从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波翻浪涌到多元文化的全球布阵;从改革思潮的不可阻挡到“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推进、透视着全新的背景,其“综合”的容量和难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人们已经意识到,任何单向度的运动都是缺乏力量的,任何“深刻的片面性”都不会科学和完整,任何没有精神主轴的建构都将是沙滩垒塔,只有在正确思想方法指引下,紧密结合时代要求,走“综合创新”〔2〕之路,文学理论才能既高屋建瓴地把握宏观, 又细致深入地剖析微观;既有跨学科的素质,又有融汇中西的成分;既可与其他学派对话,又可找出现实问题的答案;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向未来的预见。而具有这种能力并蕴含这种希望的理论,只能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形态,没有别的理论能承担如此的重任。

      2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一看历史的启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有“三大系统”,从这“三大系统”历时态的运行轨迹看,大致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反映了思想的历史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反映了文学理论自身不停地向更科学更先进阶段的自觉攀登。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欧美近代资产阶级文论的大量引进和某些先觉者实行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随后而来的排山倒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颇有势力和市场的传统文论思想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文论对以封建经济、政治、文化为依托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它的软弱无力,缺乏民族性和大众性基础,因而,很快又被在与前两种文论系统斗争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所取代,并且逐步占据了文学理论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

      严格地讲,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系统、西方文论系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始终是共时态地存在着的,三者相互区别、相互斗争,又相互吸融、相互沟通,共同组合成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格局的整体结构。在这种大格局中,它们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不能不指出,自从五四运动确立了新学说对旧学说的话语优势之后,古代文论系统对现当代文学实践和理论探讨走向的实际影响是日渐式微了,它至多只是作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进行理论批判、理论整合和自身创造的思想材料。近一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步伐,真正构成学说内部结构性张力的是西方近现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该两种文论系统都程度不同地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吸纳其中,传统形态的文论体系已经在后两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实现了涅槃性的蜕变。断言古代文论系统被“无端抛弃”或主张“全然恢复传统文论话语”的观点,之所以缺乏历史支撑和事实根据,原因就在这里。古代文论传统包涵在现代文论传统之中,古代文论传统里的优秀成分,大部分在现代文论系统中得到再生,尽管这种“再生”的过程还在进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摇摆和偏颇,尽管还有某些未必认识和被“转化”的遗产,但无论如何无法否定中国现代文论系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的血缘关系。如果不简单从话语形式、体系形态、概念范畴上看,而是从精神气质、内在灵魂、审美标准和价值因素上看,这一点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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