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70—80年代之交，从中世纪蒙昧中惊醒的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和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交响乐、芭蕾舞、西洋绘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一种时尚，抽象艺术、朦胧诗、荒诞剧、现代派小说也受到了人们亲睐，甚至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的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也成为了畅销书。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导的整个中国文化充满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现实批判的精神，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精灵在新时期文化中挣扎和呐喊。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于是中国主流文化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艺术家们不得不借助于种种商业包装来推销自己，于是就有了号称当代《金瓶梅》的《废都》，有了“布老虎”等形形色色的丛书。曾几何时，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50、6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80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来坞明星道格拉斯、黛米·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马拉多纳。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因而，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美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消谴性的“原始魔术”。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它们放弃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美学个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转瞬即逝。这些文本供人消费而不供人阐释，供人娱乐而不供人判断。它们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文化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本文。——于是，当难以数计的老百姓正沉浸在大众文化所编织的白日梦幻中怡然自得时，被认为是文化“看守者”（GATEKEEPER）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有的把大众文化当着当代社会民主化的硕果，是社会稳定、文化平等、话语霸权解体的历史进步；而另一些批评家则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式微，是资本对文化、传统、信仰、价值观念的挑战，是物质对人类精神的专制。有的人甚至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心灵的鸦片、可卡因。 显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挑战，所得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与我们的生存、发展，与我们社会的健康、进步，与我们文明的延续、繁衍息息相关。一方面，大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当然不仅仅是文化商人赚取利润的手段，它同时还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的社会/文化功能。 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着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场”的逼真性使人们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文化一遍又一遍地用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神话，为观者安排了一个本文中的虚幻的主体位置，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宣泄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做现实来体验，将主观的“善”当做客观的“真”来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这种五彩缤纷的后面掩藏着的也许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它不需要我们殚思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英雄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一种被文化本文制造出来的欢乐。所以，大众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画饼充机、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它使饱尝忧患和匮乏的人间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 尽管大众文化这种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文化在功能上转化为一种文化娱乐之后，娱乐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同时也代替了生存的实体，从而成为生存中的现实欲望的虚假满足。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这正是大众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危机。的确，大众文化由于它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由于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来换取大众的青睐以将产品卖给接受者同时又把接受者卖给利润，由于它与既成权力关系的相互依存，因而它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美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保持一种批判的、超越的、具有活力的人类进步意识的努力必然会带来一种负面性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对这种影响缺乏认识或者无动于衷，那么我们也许将付出历史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