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谈歌等人的创作被文坛称之为掀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回归潮”。如何客观正确地评价有关作家作品的成就及历史地位，成了当前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今年以来，《文艺报》在“现实主义讨论”的专栏下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这些文章结合当前的创作实际，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刊登大块文章的同时，《文艺报》还推出“评点台”的小栏目，以十分灵活的形式，发表了许多鲜明的观点。 1997年3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张韧的《’96 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一文。文章认为，在过去一年多的文坛上，“现实主义新浪潮”可以称作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文学现象。他在回顾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与其说是“回归”传统，不如说是前一阶段新写实的延伸与发展。现实主义是与历史时代、社会心态一起流变的，它的表现形式与艺术特征也在这一过程中演化。它承继着现实主义传统，却决不可能回归过去的原位。据此他认为，现在的现实主义是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相互竞争中，相撞互补后形成的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他强调指出，认为关注与贴近现实只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方法，则是一种误解。关注现实不是哪一种创作方法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文学的命运，是创作的一条规律。现实与文学是互动的，现实对文学拥有永恒的魅力。当然，当文学关注现实时应该具有历史眼光和纵深的把握，不能把目光停留在现实的某一横断面或角隅之中。如文学作品在揭示改革的重重困境时，也不应忽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表现改革的现实小说缺少的不是生活、不是艺术技能，而是思想。 潘涌在《’96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推出新潮头》（第41期）一文中认为，“富有鲜活原生态的现实主义新潮头的出现，无疑是文学海平线上最重要的一线人文景观”。它的推出，使人产生一种“久违”后的惊喜。同时又指出，这批现实主义作品无疑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先天局限性，一是这些作品过度附着在现实身上，依靠现实而增值，对传统小说的超越毕竟有限；二是这批作品对社会转型期敏锐的现实问题之再现，导致了其社会新闻价值高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艾光辉、刘道生在《为现实主义正名》（第41期）一文中称赞谈歌等人的作品“给文苑吹来了一股现实主义的春风，预示将结出现实主义的累累硕果”。同时指出，谈歌们的现实主义方向是正确的，而在人物刻画上有不足。作者对把谈歌等人的作品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表示异议，因为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现实主义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虽各有风光或暗淡的时候，但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脚步仍然遒劲有力，铿锵有声，留下的足迹赫然在目；当现代主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时，现实主义并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在冷嘲热讽中前进；现实主义与生活紧密相联，有生活的沃土便有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要不断发展，不会只冲击一下子。所以，不是什么偶然出现的冲击波，而是大江大河奔腾不息的滚滚洪波。 《不敢苟同“回潮”论》发表在第37期《文艺报》上，署名何理。作者指出，他不敢苟同把一批有出息的作家作品说成是现实主义回潮，硬是往现实主义的模子里套。他认为，作家热情地拥抱现实，描写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关注现实与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实实在在地描写现实本身的作品，是一种务实的小说，并非什么“回潮”或“回流”，而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但却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作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关。作者认为：现实主义虽然倡导写真实或者模拟现实，其实本意恰恰不是在追求真实与现实，而是在以写真实、模拟现实的名义，要实现一种道德性主题。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它曾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成功，但困难也来自于这种人道主义，中国文学久久徘徊于低谷，是作家们仍然沉浸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理想里，迟迟没有醒来。 此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同期推出的“评点台”就有两种意见。李伦虽然认为不能把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必然联系起来，但他赞同《不》文的观点。他指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人道主义。如果现在仍然要用人道主义来认识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我们时代。《不》文在这一点上的思考，确给人以启迪。何边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我不同意作者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被提出的现实主义与依照这一方法创作出的具体的文学作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体创作（包括现实主义）总是受到社会历史和审美的多重因素的制约，常成为具体历史时代的表征。新时期开始的时候，“人”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主题是时代的一种呼唤，但不能因为些现实主义作品中流露出人道主义的倾向，就笼统地认定支撑现实主义的理论支柱就是所谓的人道主义。 马振方则在《现实主义是永生的》（第44期）一文中指出：呼唤与欢呼现实主义是必需的，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文学需要这种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而且需要它充当主角。《不》文的谬误在于作者用人道主义之“道德性主题”自做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茧。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过于偏狭，以主题性质区分创作方法不仅不科学，也大大改变了现实主义这一为人熟知和认同的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道主义只是一定时期一些作家的思想主题，远非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况且人道主义主题也非现实主义作品所独有，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就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纵观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哲学信仰并不一致，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品有什么共通之处的话，并不是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而是一种求实与求是的精神。因此，所谓现实主义“回潮”、“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到人道主义主题结构中，而是这种创作方法被一度冷落之后重受重用，再度时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