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理论对族裔问题和文化归属问题的思考中，文化身份问题浮出历史的地表，其所激发出的灵感，不仅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径被引入文学研究，而且激活了第三世界和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民族意识。但是问题也相应地被提了出来，即文化身份意识有可能走向单纯的身份政治。所谓的身份政治是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为目标和原则的组织行动。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身份政治和人道政治的关系是，身份政治是维护被压制的身份所采取的第一步抗争，但它本身并不是抗争的目的。抗争的目的是实现人道主义，所以只有人道政治才具有解放意义，它的终极价值是身份政治所不能替代的。所谓人道政治，后殖民理论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淡薄是从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目的出发；其二，它不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而且更负有“启蒙”的任务，具有“启蒙”的意义。所谓差异意识，也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有价值的思想，之所以强调差异，是为了避免简单地以逆反二元对立论来强调第三世界相对于第一世界的特殊性，从而再度落入殖民话语的逻辑控制之中。强调差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为了人道主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岂止是在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有差异，其实，差异存在于多种生存领域，只有意识到差异的普遍性，才能产生普遍性的批判和对抗意识，人道政治才能形成。文学中美学意味的生成主要来自于对人的精神追求的艺术描绘和传达，来自于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勾画和期盼，从总的目标上，与人道政治是同一的，因此，对于民族文学中广阔的有价值的审美空间的形成，人道政治和差异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考察和研究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及其所发生的复杂作用，包括其能否避免身份政治及其可能的走向，当代中国民族文学是个极好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在诸多民族中笔者选取藏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为个案。首先，这两个民族特色鲜明、居住相对集中，聚集区一个是雪域高原，一个是辽阔的草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对文化身份的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次，这两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包括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可描述的丰富对象和基本水平；再次，这两个民族文学的主体部分大都有双语背景，并且基本用汉语写作。 一、当代中国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历时性描述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文化身份认同是与人的现代性分不开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年里，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自我建构和社会关系位置的自觉主体意识。而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意识更加淡薄乃至丧失，自然地在后来的文化环境中就有觉醒、恢复等阶段。淡薄乃至丧失的第一阶段除外，第二和第三阶段其实也是共时性的现象。本文将纵向描述，旨在勾勒出一个框架，以便进行比较性的描述。因而本文在归纳中是有比较的，在比较中描述出各民族文学的复杂性。 1.文化身份意识淡薄乃至丧失阶段。新中国之初，少数民族作家是在民间文学的营养滋润中走向文学的。民间文学给予了他们文学的热情和才华，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扎拉嘎胡、乌兰巴干、朋斯克等，还有用双语写作的敖德斯尔等，都描述过自己这样的文学背景。敖德斯尔说自己“生在一个文盲家庭里……上了中学，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学，……我所接触的唯一文化生活，就是那唱不完的蒙古民歌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蒙古民间故事以及拉四胡的民间艺人说唱的各种演义。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给了我奶汁一样的营养”。（注：吴重阳编：《敖德斯尔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扎拉嘎胡也说自己在童年和幼年时期，经常通宵达旦地听蒙古民间说唱艺人演唱《蒙古秘史》和蒙古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文学所培育起来的初步文学修养和热情，成为动力，推动着少数民族作家汇入当时共同的文学潮流中，而这个文学潮流的基调，就是经过第一、二次文代会所定下的描写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应该说，这个基调与全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的欢欣、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憧憬是相契合的。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把用艺术表现新中国共同历史任务和历史境况引以为己任。比如玛拉沁夫就认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写以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注：转引自托娅、彩娜：《内蒙古文学概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于是，历史的特定条件以及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情感积累和指向，自然地使他们淡化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因为文化身份意识的淡薄乃至丧失，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的审美视点与汉族作家取得统一，即“看他”，所谓的“他”，固然也可能是民族的生活，但是审美指向和寄托却不是民族的，不是民族自己的独特诉求，而是当时中国总体生活中所共同的追求和情感。比如敖德斯尔写于1962年的《撒满珍珠的草原》，通过草原上推广人工配种细毛羊这一新生事物，展开了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并在这样的冲突中渗透进阶级斗争因素，表现的是阶级斗争、干部的工作作风、党的正确领导等。扎拉嘎胡的《草原的早晨》，是作家深入包头钢铁基地，有感于第一代蒙古族工人、冶金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的忘我的劳动、主人翁精神而写作的，可以说，这是当时整个新中国生活的横断面，创作基点与汉族作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时，尹虎彬曾提出，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的是当时写得滥熟的阶级斗争题材；这类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好评，是因为它适合了政治模式的小说热。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注：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当代藏族文学是以20世纪50年代西藏解放为开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由此确立，因为这是以外来先进之力推翻了一个落后制度，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神王统治土崩瓦解，继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全新的输入。解放之初西藏文学创作主要是由进藏解放军的文学家们所承担的，他们的文化身份是汉族文化传统的军人，如徐怀中、高平、刘克、杨星火等。至于藏文新文学，其历史很短，藏文新文学无传统可循，藏文文学作者即便有很深的自己文化身份的意识和情绪，也因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为我们所知。而用汉语写作又明显具有藏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藏族作家，则在20世纪80年代才崛起。因此，在民族文化身份淡薄、被遮蔽的阶段，藏族文学基本是个空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中情形也与前述的蒙古族文学大致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