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角度看，世界无疑的是一，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无疑的是多。既是一又是多，那末我们就采取一种多元的一元论吧。各种事物自然那是必然确定了的，但是我们的意志也当然是自由的。 ——威·詹姆士： 《实用主义》 在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总结二十世纪，尤其是世纪末文化遗产的课题日益紧迫地催促着我们赶快去做。研究这课题不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直接关系到我们跨入下一世纪后建构新文化、新思想的方向和策略的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限于篇幅，我在此只想从精英文化在八、九十年代的分化与交汇这一层面谈几点感想。因为精英文化的多元碰撞与错综交叉构成了世纪末文化思想史上最壮观的场面。 七十年代末的“李泽厚现象”：在启蒙与传统之间的彷徨 “文革”结束以后，“反封建”的主题奏响。对“文革”的清算必然归结为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时，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成为当代人重返启蒙主义的一部指南之书。在这部书中，李泽厚提出了一系列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影响巨大的命题：关于“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进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农民革命的道路可以通向新的封建剥削和统治……经济基础不改变，自由民主将成为空谈；而要改变小生产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又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方面，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由旧民主主义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①]等一系列论述触及到政治改革、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经济变革、农民与封建主义……这些重大的历史课题，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钱理群等人就由李泽厚的这本书获得了启发，注意到社会政治问题对文学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②]八十年代有一种说法，“李泽厚是青年一代的思想库”，[③]实在不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完稿于1978年秋天。谁能想到同一个李泽厚紧接着就在当年冬天写出了《孔子再评价》？“反封建”的呐喊声犹在回响，他怎么会突然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封建文化？一方面，他正视历史的悲剧：“孔学原型中对血缘基础宗法等级的维护、对各种传统礼仪的尊重，以及因循、保守，反对变革、更新……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也换一个角度思考：“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这在全世界独此一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都早已中断），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其中有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它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经常起着进步作用的重要传统。”[④]乍一看去，似乎是“一分为二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分清精华与糟粕”的老思路，但联系到李泽厚的整个思想体系，又不难使人感受到传统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李泽厚一直关注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与宿命性，而且还体现在对“现代化之后”异化世界必然产生的深深担忧。在这方面，李泽厚很可能受到了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在1994年出版的《原道》第一辑上，李泽厚就对被称为“新儒家”表示了首肯，尽管他补充道：“但不是现在港台那种新儒家”[⑤]。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由“反封建”转向“继承传统”、由“学习鲁迅”转向“重评孔子”，这是怎样的巨变，又昭示了怎样深刻的思想矛盾！但如果我们不仅仅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旧思维角度看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李泽厚思想矛盾深层的两个基本点： 一是现代化使命感。启蒙是为了呼唤现代化，继承传统是为了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并努力警惕“现代化病”于未然。 二是精英意识。启蒙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继承传统也不是小生产文化传统或封建统治阶级的僵化传统，而是“仁人志士”的传统。对“仁人志士”（精英）传统的强调，使李泽厚区别于一概而论，忽略了传统的复杂性、多层次性的笼统之见。李泽厚多次强调知识分子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研究从辛亥革命到红卫兵六十多年间六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必要性，“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⑥]说到底，仍然是出于现代化的使命感。 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如果认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认同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可以进一步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而在中国精英文化与西方精英文化之间又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或相通之处，那末，李泽厚的思想矛盾就显示出了超越“中、西文化对立”的某种深刻性。 但在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年代，在一个浮躁情绪流行的年代，李泽厚的思想矛盾所产生的复杂效应又必然地超越了李泽厚本人的理性构想…… 八十年代中的“文化热”：中、西文化论争的错综局势 虽然李泽厚有调和启蒙主义的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但更多的学者却被卷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中、西文化优劣之争中。谈及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八十年代的人们习惯以“碰撞”这个词去予以评说，而很少用“融汇”或“交叉”之类词去描述，这多少可以折射出八十年代时代精神的某些本质特征：活跃也冲动，尚异也偏执，热烈也焦灼。回首二十世纪思想史的风雨历程，似乎没有第二个话题像“中、西文化优劣之争”这样几度令知识精英们如痴如狂——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再到八十年代……我们不妨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文化情绪”：聚讼纷纭几十年，至今各执一词，难辨是非曲直。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激动人心。现代迷信烟消云散之后，当代人开始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西方文化新潮的涌入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正如中国的经济改革急于与西方经济接轨一样，当代多数人的心理天平也明显倾斜于西方文化一端，原在情理之中。对于当代学者来说，“学贯中西”虽然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伟大目标，多数人的选择也宁可是：先“西”后“中”。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中，持“西优中劣”态度的激进派多为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而持“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态度的温和派则主要是一批老成持重的老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