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圆桌 主持：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席： A，应邀：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程文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张志忠（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 B，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祁述裕、孟繁华、陈顺馨（女）、尹昌龙、陈旭光、臧棣、旻乐、张慧敏（女）； C，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杨鼎川、沈奇、徐文海。 时间：1994年11月 地点：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谢冕 当代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已为世界所共识，而这一辉煌在八十年代末，似乎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问题很令人关切和担忧。从创作来看，很难再听到震撼人心的声音，读到真正有份量的作品，文本泛滥而精神匮乏，成了当前文学的普遍现象。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世纪之交，面对如此激荡的文化转型和精神巨变的时代、一个艰难地走向现代化世界的中华大时代，可我们并未出现大作品、大作家，产生不了大的影响。更多的是粗糙、轻飘、浮躁乃至颓废的东西。 文学批评方面，一是批评家不知道在当前扮演什么角色，找不准自己的确切位置，形象很模糊，很尴尬，失去了早先那种锐气和现场感；二是批评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要批评什么，不知道该站在一个怎样的立场上说话，传达一种怎样的声音。要么平庸、空泛，缺乏参与，要么不知所云。真正切中当前文学时弊，坦诚而真实的批评不多。为此，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工作，能对此有一个大的促进。 失重或不能承受之轻 王光明 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与批评，在从国家话语争取到个人话语之后的失重与失范。 经由八十年代非常悲壮的突围后，当代中国文学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话语权，随着这种话语权的获得，随着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的结束，作家和批评家们反而好像更困惑了，有些不知该如何使用这种个人话语权。过去的文学话语，要么顺从要么对抗，总在这两极摆荡。一旦回到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就表现出来失真和走形，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方式去同社会对话的。由此我首先想到在已经四分五裂、不具完整性的作家和批评家个人人格当中，真正的个人话语是否成立？这是否就是造成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个人话语不真实，缺乏质量的问题所在？还有一些外在的困扰。一是国家话语转变为一种社会的触角，一种无所不在的经济和商品话语的侵蚀。再就是面对现代传播媒体的全面覆盖，个人话语怎样生发就成了一种困惑。 而最终我们又不可能再抛弃这种个人话语，只能从个人与世界的新的关系中去找寻新的出路，考虑新的说话方式和通道。由此必须对作家和批评家个人提出要求：其一是人格和良知的要求，其二要讲对话规则，保证对话质量；其三则要求个人与社会的说话方式要发生变化，即找到真正个人化的文体。 张志忠 对当前文学态势的把握，我认为是由一个不能承受之重的时代转向了一个不能承受之轻的时代，作家们毫不珍惜所争得的话语权利，没有什么更高更主要的写作目标，只是一味地逃逸，向功利逃逸，向金钱逃逸，向平庸逃逸，潇洒而无所顾忌地逃逸。批评家则在失去抗争对象的状态下一片迷惘，没有内在的信念，且缺少学术规范。 由此提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转型问题。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具有参与性、论争性、青春性等特点。理论与批评对创作实践持正面支持的态势，有的还参与共同筹划一些探索性的实践。批评界自身也很活跃，不乏论战，当然也存在一些“吃青春饭”的隐在弊端。转入九十年代后，是否应向科学性，实践性，逻辑性转换，即转入常规学科的研究，由原来与创作实践的共时性转为重在自身发展的历时性。包括对以往的作家的作品进行重读和重新研究。 就创作而言，八十年代一直是围绕写什么和怎么写进行探求。九十年代是否该提出一个为什么写的问题。由商业化、卡拉OK式的自娱化的陷阱超脱出来，坚持纯正的写作立场。 对批评的批评 杨鼎川 在80年代里，当代文学批评确实因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崭新的文学观念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批评方法而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进入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下，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好像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在文学日益向市场妥协，大众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情势下，坚持前卫立场的批评家更是面临着失去批评对象的尴尬，于是常常发生吴亮所说的“批评的缺席”。而文学批评是不能没有对象的。先锋文学当然可作为批评对象，但如果批评家只盯住不多几位作家，而对其它文学现象不屑一顾，当代文学批评所能产生的影响就很有限了。我主张文学批评的视野要宽广一些，不仅关注先锋文学、严肃文学，也关注大众文学，并通过批评活动提高大众文学的品位。这与坚持批评的前卫立场并不冲突。 批评的动机和出发点体现着批评主体的人格。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将批评活动变成一种理论炫耀、自我满足，或过分热衷于借批评营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搬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跟在西方批评家后面亦步亦趋，专以讲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去唬人；在文坛搞一些小圈子，在圈子内利用批评相互吹捧，不惜昧心地将平庸之作、无聊之作吹成佳作史诗……所有这类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只是一种“伪批评”。文坛不能有力地遏止种种“伪批评”，使文学批评越来越多地失去读者，这不是读者的过失，而是批评家的失职，是批评的悲哀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