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参加者：罗岗、倪伟、陈金海、李念、毛尖 均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时间： 一九九四年六月 王晓明（以下简称王）：在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变迁中，文学批评的活跃似乎特别触目。再加上我们自己都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对这一点的感受就尤其深切。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不是就十年来的文学批评作为基本的话题？ 说到批评，我觉得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在八十年代中期，批评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思路，它断定以往被奉为神圣戒律的许多概念，例如“本质”、“客观”，甚至“真实”，其实都是大可怀疑的；它认为批评的目的，并不在于求得一个一致的结论；它甚至相信，批评家对作品能够提出各不相同的解释，正是批评富有活力的表现。这个思路显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又沾着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赋予它的独特颜色，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想不出一个确切的词来概括它。但为了讨论的方便，就姑且称它是“相对主义”或者“多元论”吧。 罗岗（以下简称罗）：“相对主义”或“多元化”思想是以一种相当奇特的方式被中国批评界引进的。“文革”结束，政治性转折并未马上给文学批评带来生机，批评面临的大致依然是几十年来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制约。尽管政治意识形态自身已发生些许松动，但它仍需要批评为这种松动鸣锣开道。影响深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既是当时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自我松动的一种现实表征，又是为这种松动寻找依据的一次理论图谋。文字批评应和着这次讨论，在“真理”与“实践”两个层面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错动。一方面，批评以控诉篡改者的面目出现，在展示泪血伤痕的同时，它轻而易举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某些人对“真理”的歪曲与篡改。我们读那时的批评文章，常常能看到“恢复本来面目”、“回到事物本身”之类的字眼，在这些强硬措词的背后，“真理”成为调整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代名词。批评在此充当的还是意识形态战车前摇旗呐喊的小兵角色。另一方面，对篡改者的控诉，必然要拉开终极“真理”与现实批评的距离，留出了“实践”施展才能的空间。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真理成为远方的罗马城，“实践”的多样性则提供了通往真理的不同路向。在路上的批评家逐渐意识到，对真理的认识既非一次一次完成，也非一个方向达到。由此，“相对主义”找到了一个契合生长点，并逐步发展为中国批评界的一个普遍性原则。不过，上述两个层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第二个层面是从第一个层面衍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相对主义”，固然有助于裂解森严的一元化、独断论立场，可它本身又和这种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难免摇摆不定，他们可以在理论上确定“选择的自由”、“深刻的片面”这样一些颇具相对主义色彩的原则，实际上却热衷于谈论“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之类具有明显独断论倾向的话题。批评家这种无法自我统一的态度，非常典型地标识出“相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固有的绝对主义在新的思想原则面前让步妥协，引进的相对主义也在语境转换中发生曲折变形。两者的分裂、冲突、融合和替代，构成了文革后文学批评变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倪伟（以下简称倪）：中国思想传统中似乎并没有多元化的思想因子，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多种思想和平共存的局面。一种思想学说，一旦受到统治者的崇奉，占据了正统的地位，便会竭力压制和打击其它的思想学说，企图永久地一统天下。战国时代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所谓争鸣，其实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诸子百家大都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都希望能被各国诸侯采纳而成王霸之业，所以才不惮辛劳地奔走游说，各逞巧辩，互相攻讦。西汉初年的崇奉黄老，以及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鸣产物。以儒、道、释三教为主角的激烈的思想争战，直到中唐以后才渐趋平息，儒家道统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道教和佛教思想则只能被迫向民间发展、渗透，衍生出许多数义驳杂繁芜的民间宗教来。对于正统的佛教思想，儒家道统加以规范和限制，而对于各种民间宗教，则安上“邪教”的罪名，实施严厉的打击。更有些士人，试图熔合儒、道、释三教为一炉，使之最终返归于儒。明代林兆思创立了“三一教”，用意即在于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元独断论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地巨大而深远。这种一元独断论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恐怕不无关系。我们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太初有道、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道是孕化、涵盖一切的至高存在，这样一种思想模式在几千年里，似乎一直没有改变。西方文化就不同了，它首先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多神论的思想阶段，然后才发展到基督教的一神论，并在中世纪神学独断思想的崩溃后，产生了多元化思想。我想，或许正是由于文化的起点不同，所以多元化的思想才会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出现吧。 陈金海（以下简称陈）：当西方从宗教统一的神权时代进入近代社会的工业时代，中世纪的那种神权统一的“绝对主义”自然破绽百出，必然受到来自多元化的“相对主义”的冲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追溯这二者的“辩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包涵。不同的哲学、历史和文化的涵义，就会意识到“相对主义”的复杂性，从而避免作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 “相对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是与“客观主义”或“绝对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二者之间的“辩论”关系一直可以溯源到西方哲学的发端期。当柏拉图攻击诡辨学者和普罗泰戈拉的时候，“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辩论就开始了。只是到了近代，“相对主义”提出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才使得它变得令人着迷。“客观主义”认为有一些与历史无关的永久性模式或框架，在人们确定理性、真理、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人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而“相对主义”则怀疑那些永久的模式或框架，谴责客观主义者只不过是把历史和文化中比较稳定的东西误认为是永恒持久的，这些“永久的”模式或框架具有不可还原的多元性。“客观主义”认为“相对主义”打开了通往非理性主义和盲从的大门，将会导致玩世不恭的无休止地玩弄解释的狂热。而“相对主义”则谴责客观主义者最终要走向封闭和僵化，导致新的教条主义，认为“客观主义”是人类自由、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敌人。总之，“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是一种“辩论”的互为依存的关系，这两个概念都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