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说过，他从事小说创作，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鲁迅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为人生而艺术成为五四以后许多作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当然，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同《新青年》同仁们提倡文学的人间性，反对贵族文学、反对山林文学、反对非人文学的思想有关。当时人们普遍地关注着社会问题，思考着人生的意义，而在文学上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的，是文学研究会这个群体。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已是五四运动退潮之时，但它的主要成员：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谢冰心等，却早几年就开始了文学活动；文研会成员的文学活动大都持续很久，但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在二十年代末便结束文学生命了。所以我们所论，主要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他们的文学倾向。 尽管茅盾说“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思想上、行动上共同的目标。在当代文学流派中，它没有说自己是倾向于那一派的”②，但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不但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某些共同特色。 一 艺术为人生 周作人所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只说明他们发起这个文学团体有三种意义：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确实没有思想上、行动上的共同目标。但是，在阐述第三种意思时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他们为人生而艺术的态度。茅盾也曾说过：这一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③这种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不但写在宣言上，而且表现在会员们所作的评论和创作上。比如，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里，就把这个主张说得非常明确。他从历史的角度对历来的文学主张进行考察，将它归纳成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他认为这两派各有优缺点，在文艺思想之发展变迁上，各有存在的理由，而在文艺创作上，或想从文艺上得到精神食粮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所以他们从这两派中，选取了“人生的艺术派”。这种选择，除了学理上的立论外，还有现实性的下意识作用：“背义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故而周作人说：“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所谓艺术为人生，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指艺术要表现人生。茅盾说：“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④又说：“我承认凡是忠实于表现人生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⑤那么，要表现什么样的人生呢？茅盾进一步指出：“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⑥又说：“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过描写全社会的病根而欲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做代表。”⑦这就是说，文学要如实地反映人生，表现民间的疾苦和全社会的病根。郑振铎则干脆把这种表现民间疾苦的文学称作“血和泪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而作家们决不能忘记“武昌的枪声、孝感车站的客车上的枪孔、新华门外的血迹……”。他呼吁道：“青年之火，燃吧，燃吧！被扰乱的灵魂沸滚了，苦闷的心神涨裂了。兄弟们呀！果真不动心么？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⑧ 在这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文研会的作家们都努力去表现社会的疾苦，写出生活的血泪，并探求人生的意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描写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封建家长的专制昏庸和因此而引起的父与子的冲突；《最后的安息》表现了一个童养媳的悲惨的命运；《庄鸿的姐姐》写出男女不平等制度下的妇女的遭遇。叶圣陶以善于描写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著称，他的名篇《潘先生在难中》、《外国旗》、《遗腹子》将这部分人的自私、卑琐的心态揭露无遗；《多收了三五斗》则通过丰收成灾、贱谷伤农的事实，表现出农民的困境。许地山是个宗教学家，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题材和命意，他拨开宗教纱幕，我们所看到的仍是现实的苦难人生：如《命命鸟》中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自由而作的斗争；《商人妇》那遭到遗弃、被骗卖的妇女的苦难命运；《缀网劳蛛》中夫权主义支配下的破碎的家庭生活……。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群里还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他们经过现代都市文明的洗礼，再用新的眼光去回视故乡的生活，于是写出了多种多样的人生画面。许杰的《惨雾》写邻近两个村庄的人因争垦沙渚而引起械斗，造成死伤；彭家煌的《怂恿》写两个家族因争利斗法，形成闹剧。作者通过这些在农村中并不罕见的事件，揭露了封建宗族制度所造成的危害。蹇先艾的《水葬》写小偷骆毛被扭住，村民们按当地的风俗，将他沉水溺死，而他的老母却依门等待儿子的归来；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可怜的母亲，为早逝的女儿认真地筹办冥婚。在这些古老风俗的背后，作者写出了人情世态：前者指责了村民的野蛮、愚味、冷酷，后者细致地刻划了母亲的爱心、表现出她心灵的无可奈何的寄托。王任叔的《疲惫者》写一个雇工运秧的悲惨命运。运秧因为穷而且“石骨铁硬”，被诬为小偷关进班房，终于沦为乞丐。乡土文学的题材是宽泛的，乡土文学作家关心的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当然，乡土文学作家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会。在鲁迅的带动下，乡土文学已蔚为壮观，文研会之外的许多作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如许钦文、台静农就是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写的是乡土之事。还有沈从文，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写十分出色，他后来对乡土文学有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