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者从语言切入，力图从根本上动摇迄今为止的整个西方文化和历史赖以依存的语言文本基础。我们认为，语言并不可靠，语言文本不可能真正企及客观世界，因此提出了语言表征危机的问题。这样，解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学的载体是不确定的，其文体意义并非可靠，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当然也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又无法不凭借语言这一媒介。尽管知道语言的表征危机，用语言“说不清”，却仍然要去“说”，就如同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这便构成了解构主义的内在矛盾性。 虽然解构主义自身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但“表征危机”的问题给我们的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以往理论界对批评意义的认识是否正确，传统的批评表征是否是一条理想的意义转达途径，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表证方法，重新认识文本意义呢？ 其实意义的再认识在文学创作的研究中早已有所涉及。有的评论者就试图重新认识新小说派的创作意义。我们认为，这类作家不再把写作当作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作者也难从作品这个“能指”中得出某种确定的“所指”。作品的意义不是实在的，而是非实在的，不是确定的，而是非确定的。这种认识意义的倾向也反映在对荒诞派等现代西方文学创作意义的认识之中。评论界常引用贝克特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戈多的评价。他说，他也不知道戈多是谁。“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贝克特似乎在提醒我们，他所建构的作品意义不再只是现实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许多现代派作家几乎都反对有情节、有传统意义的作品。批评所面对的仿佛是“无意义中的意义”。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一对孪生兄妹，在重新认识创作意义的同时，究竟怎样看待批评的意义呢？这正是解构主义希望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在这一方面进行过深入讨论。他努力通过对文学自身特点和人类思维类型的研究，重新探索文学批评的意义。从1986年起，他先后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文学的解构（问题的提出）》（1986年第3期）、《文学中的规律性与反规律性》（1990年第1期）、《文学研究中的补充原则》（1991年第3期）、《艺术与科学（两种思维）》（1992年第3期）。他竭力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内在构造及变化，指出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不同特征，试图寻找到重新认识批评意义的新途径。利哈乔夫成功地揭示了艺术思维的特点，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然而他却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本文则力图在利哈乔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批评意义的再认识。 一、两种不同的思维：科学与艺术 解构主义者之所以会陷入自我解构的矛盾之中，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反对传统的批评思维时，自己又无法脱离这种思维，在指出批评的语言表征危机时，又不得不去运用传统的表征方式来论述自己的理论。显然，置身于旧的批评思维系统中是不可能寻找到新的出路的。要想离开地球，就决不能站在“地球”上来拔自己的头发，这样无论使多大力气也是枉然。解决的途径或许只有跳出原来的批评思维模式，以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它。 自从文学批评产生以来，人们比较普遍运用的批评方法是从寻找共同的角度出发，对纷繁复杂的创作现象加以归纳、总结，找到某种创作的规律或共同现象。例如，我们在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之后，往往要从这一或那一角度把他定义为某某主义的作家，或者至少是拥有某某创作风格的艺术大师。这其实采取的就是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 利哈乔夫在《文学中的规律性与反规律性》一文中指出：“科学总是在探索着规律性，科学首先注重那些重复、相似和共同的现象，而却很少关注个别的现象”。①科学思维总是把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加以归类，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得出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结论。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分析中，尽量避免个人感情和主观判断对研究的影响，力图保持科学考察对象的客观性，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研究。由此可见，保持客观的分析态度、关注事物间的共同点，寻找规律性，是科学思维的主要待征。正如牛顿在分析了众多的物理现象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义，达尔文通过对许多生物演化的考察，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一样。科学思维的结果一般具有普遍的指导性。 利哈乔夫又指出：“然而对那些不重复的、个别的和无规律的偶然现象进行研究（尤其是在艺术等领域中），有时则显得更为重要。”②世上的万事万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一样的。事物间的共同点只是相对的，而不同点则是绝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哪怕它们生长在同一根树枝上。要归纳总结一根树枝上的两片叶子的共同点也许并不太困难，凭借科学思维不难办到，可是要区分他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每一种现象都一定会偏离“规范”或“规律”，只不过偏离的程度互不相同，有些偏离的幅度不大，而有些却相当大，还有些则根本无法去解释，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这样。 利哈乔夫后来在《科学与艺术（两种思维）》中明确写到：“认识世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止的’、纯静观的、判断的，另一种则是‘运动的’，是一种探索认识事物的运动，所以是一种‘探索’认识。前者主要是指科学，后者则是指艺术。艺术不是象做实验那样复制世界，而是创造情景。这种认识创造自己的、独特的‘第二世界’。”③在这里，利哈乔夫把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进行了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