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

作者简介:
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李亦园 台湾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 汤一介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曹顺庆 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庄孔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彭兆荣 厦门大学副研究员,中国文学人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叶舒宪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破译》主持人

原文出处: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讨论会于1997年11月在厦门召开。若干海外学者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会议。这里选刊的是会议第一天的几篇发言。这些发言触及中心霸权话语消解以后新世纪文化的多元性,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重构和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研究必须注重“过程”,特别要注重其讲述和创作的“环境”或“展演”(performance), 重视传播者、接受者和研究者的再诠释;必须警惕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开放和刺激,但又必须建立具有自己话语规则和系统的中国学派,他山、我山“两石并用”;诗歌和诗学进入人类学;“文本/田野”互动,共有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共享;学科相撞才能达成跨文化和跨国界的融会贯通。所以,有人认为,“人类学的文学(批评)是最有生命力”的新兴学科,所谓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中国话语正在形成。这些都可供学术界批评参考。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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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分类号 G04

      我们面对拓朴学的空间

      在世界趋向多极化的后殖民时代,最重要的必须保持并保护文化的多元。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文化都必须有新的不同文化的刺激才能发展。遗憾的是,目前文化的多元性依然受到威胁。

      欧洲中心论仍然是主要危险。亨丁顿说,当前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分歧引起战争;最近,他甚至提出,美国必须有文化的“假想敌”;那么,谁是欧美文化的“假想敌”呢?

      他们显然要求世界文化沿着西方的意志发展,他们企图像对待印第安文化那样压抑、消灭弱势文化和异质文化。

      与之相类似的是“东方中心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据说,亚洲或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主人,“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在重复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华夏中心论或大汉族主义其实也曾企图建立“中心霸权”话语,压抑多元的、弱势的而又丰富多采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文化领域里徐新建、彭兆荣、邓启耀等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对所谓中心霸权的反抗和消解。

      近年来信息科学和电子技术高度发展,互联网等四处风行,但是不懂英语就无法上网,无法进入国际信息高速公路。有人认为,“世界语言”将由此建成。不但汉语,就连法语、德语都感受到了威胁。这种强大的科技优势会不会造成“大一统”的文化和语言,逐渐压制及至吞并弱势的文化和语言呢?

      于是产生了反抗或逆反心理。有人故意穿起长袍大褂参加国际会议,声称中国的一切(尤其是过去)都是最好的。害怕污染便重新躲避、裹藏。这样只能造成新的封闭,从而导致衰亡。我觉得,在比较性、历史性的学术研究里,唯一的办法是用崭新的现代性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诠释自己的传统和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接轨,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跟各民族的文化一起进步,一起拓展。

      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有所贡献,必须挖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发扬自己的文化的特点。叶舒宪、萧兵等主持并参加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就正在做这样的努力。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文化考据学派”。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不管他们的作品存在多少错误缺点或问题,这种重建民族文化传统的信心,并且使之走向世界、走向人类的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

      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自我而又走出自我。我们所使用的既不是东方话语又不是西方话语而是人类话语、世界话语。结构主义也要求走出自我,通过分析使对象或事实都成为“结构”或“形式”,然后再来“回归”。其实抽掉了具体特定的时空也就没有了实质,没有了特性,只有空壳。结构主义必然走向后结构主义,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这虽然有瓦解中心霸权的作用,却是远远不足的。消解了中心、逻各斯、形而上和主体性,很可能就消除了一切,走向虚无。而我们仍然要立足于自我,但必须是由世界来省视自我并使自我走向世界。过去多是世界来观察我们,现在中国文化考据学派则转向自己的世界,并从而观照异我。因为山行步步移,只有通过主观才能观察客观。客观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流动的,变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现象学所面对的是拓朴学的空间。后现代主义或后形而上学、后结构主义瓦解了“中心”和“终极”话语,证明并不是一切都具有被规定的必然性或规律或本质,这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号”是漂浮的,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方法都必须随之改变。

      面对21世纪,我们的文学、比较文学或文学人类学,所要思考和追求的,是如何使人活得更多样、更快乐、更美好。我们不希望再有霸权、再有中心,也就是不希望再有奥斯威辛、越南的战略村、古拉格群岛和“文化大革命”。当然我们既不能凝固于“中心”、凝固于“本质”、凝固于“结构”,也不能凝固于文化绝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人类学的目标是通过文学与人类学的融通来达成文化的多元和生活的多样,从而解除人类精神和物质的痛苦。这种融通或结合对21世纪具有特别的意义。

      文学和人类学都因文学人类学而拓展

      台湾没有文学人类学。英语里也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文学人类学”,只有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 或者the Anthropology ofLiterature之类。这是两门学科互动的新学问。

      它首先要求比较,比较才有发展。人类学本质上就是比较的科学。它面对的是整个的人类,必然是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人类学也是如此。

      Literature或“文学”本来都着重于书面,还有“学术”的意思,是有文字的“文明民族”的创作。而传统人类学则着重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他们只有口传的文学。Literature或典籍上所谓文学则往往定义于writing(书写)。过去人类学一般只研究非writing的口耳相传的文学。这样,今天人类学的多元意义会因文学人类学而拓展。口头文学是不定型的,变化的,跟文本定型的书写文学不同。传统的文学研究着重的是文本,而人类学则着重过程。这样文学研究就必须既看重文本,又着力于文学的、文本的形成过程,而决不仅仅是版本的考据与整理。不论是东方或西方,现代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就是在平等的层次上研究各个民族及其文化。所以文学研究也必须反对中心主义,反对文本至上。文学人类学不但要研究文学的形成、创作和变化,还要研究它的读者、听者,研究讲述或写作的环境,甚至要研究它的研究者在文学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意义。因为人类学者心目中的文学是由作者、讲述者跟受众和研究者一起完成的。比如,研究帮助鉴赏,鉴赏才使作品走向完成。

      这里着重讲一下“展演”(performance), 这个词有展示其种种过程的意思。人类学所面对的“文学”往往不但有讲述,而且有表演。只有双向沟通才能相互理解,共同完成。接受者可以反复修改、补充或批评、反对某一作品,在这里文学始终是没有完成的。这跟所谓“后现代批评”极其相似。一切都是过程。讲和写和听都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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