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与“诠”之间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春青,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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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7-0082-13

      

       中国古代有着很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实践,特别是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从经学到理学,从汉学到宋学,形成了许多阐释学流派,积累了大量的文本阐释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特征,也给予文学阐释以极大影响。近年来张江连发数文,对中国古代阐释学问题多有发覆,其中《“阐”“诠”辨》《“理”“性”辨》《“解”“释”辨》等文章都是从中国古代文字学角度切入,寻绎出古代阐释学的精微之处,从而彰显中国阐释学思想之丰富博大,为建设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张江认为“阐”与“诠”两个字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两大传统。“阐”的本义是“开”是“启”;“诠”的本义为“证”为“明”。故而,以“阐”代表的阐释思路旨在阐发、阐扬,相互开放,彼此沟通,本质上是依循“主体间性”的对话而非独断,充分显现出阐释固有之“公共性”特征;“诠”为代表的阐释思路旨在解释字义词义,开启以考证为特征的章句训诂之路,必欲追寻“纯之又纯,全之又全”之本义。这两条阐释思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此消彼长,相互纠缠,延绵至今。[1]为了给中国当代阐释学寻找学理根据,张江还专门探讨了“理”“性”在中国古代语义的生成与演变,指出中国古代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之特征,实际上乃是揭示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之人文性特征。[2]这些见解无疑对建构今日中国阐释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沿着张江开启的思路,对中国古代儒家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及其对文学阐释学的影响展开讨论,具体分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在阐释学上的关联与分野,进而考察古代文学阐释学的经学印记。

       一、原始儒学之阐释学思想与实践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主要工作是把作为王官之学的那套周代贵族话语转换为士人话语,从价值观、话语方式上都做到了对贵族话语的扬弃,即在改造中继承。儒家士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两周贵族的精神,诸如守信义、讲尊严、强烈的身份意识、对仪式的迷恋以及重义轻利之类。儒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王官之学的内容,诸如礼乐制度、敬天法祖和等级观念等等。但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在不同时期,儒家对周代贵族文化的继承与转换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一般言之,在孔子的时代,尽管已经是“礼崩乐坏”了,但贵族文化还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在某些地区,例如鲁国,礼乐制度还被勉强维系着。因此在孔子的儒学话语建构中,基本上还是以贵族话语为基本模式的,其社会理想是“周礼”,其人格理想是“君子”。“周礼”的实质是贵族等级制,“君子”的实质是贵族人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是贵族宗法制的基本特征;“三达德”与“文质彬彬”正是贵族人格教养的理想状态。

       到了孟子的时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礼崩乐坏”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现实的诸侯君主与官僚们基本上不知“周礼”为何物了。他们所关心的乃是如何在“合纵”与“连横”的角逐中占据优势地位。士人思想家所关心的是寻找到一种统一天下的有效途径以弭平战乱。孟子也不例外。“一天下”是他的政治理想。但如何“一之”呢?他的方法是“仁政”。诸如“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不嗜杀人”等都是“仁政”的具体内容。其中明显含有周人以德治国理念的遗存。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的继承。但孟子“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具体设计却带有某种平均主义色彩,与以分封为核心的贵族等级制相去甚远。在人格理想上,孟子实际上是要求士人做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即他说的“大丈夫”。这种人格靠“存心养性”而成,乃“集义”所得,胸中充溢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具备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在先秦儒家思想家中,最具有主体精神的就是孟子,这正是宋儒推崇孟子的主要原因,因为宋儒同样具有这样一种主体精神。

       荀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文化语境又不同于孟子。此时已是战国末期,法家唯才是举、奖励耕战的政策基本上已经为各诸侯国所采纳,无论是孔子的“礼制”还是孟子的“仁政”,都不是彼时的执政者们所需要的。荀子既意识到先辈的主张不切实用,又意识到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将成为现实,于是他就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广泛吸收法家、道家、名家的思想,建构起一种适合于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他所讲的“王制”“王霸”“君道”“臣道”“致士”“富国”“强国”等都是具体可行的政治策略,较之孟子那种带有明显乌托邦色彩的“仁政”切实多了。荀子的两大弟子都成为著名的法家人物并且在秦国兼并六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绝不是偶然的。但是荀子骨子里毕竟是儒家,他所强调的“礼法”还是以儒家“以德治国”理念为主体的。经过孔子、孟子等儒家前辈阐释过的贵族礼乐文化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孔、孟、荀对贵族文化的话语转换以及他们各自建构起来的儒家政治理念、人格理想等,都是通过阐释活动来完成的。可以说,阐释乃是先秦儒学形成的基本话语方式。

       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述”或者后世儒者所说的“删述”正是“阐释”的别名。西周贵族创立的“礼乐制度”是孔子心向往之的,恢复周礼是他的政治理想。然而他所处的春秋之末在现实中已经很难看到这一制度的盛况,他主要是在周人遗留下来的典籍中看到相关记载。因此孔子就试图通过整理和传授古代典籍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入手处。于是在孔子这里,“阐释”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不是指向客观知识的发现,而是指向政治伦理价值的建构。换言之,在儒家这里,阐释是一种政治手段。然而孔子的政治理想毕竟是对现实社会需求的回应,并非西周制度的复制,其所要“复”的“礼”就带上了许多孔子主观赋予的内容。根据史书的记载,周礼实际上包含着一套严格甚至残酷的法律规定,绝非温情脉脉。例如周夷王时,齐哀公被纪侯诬陷违礼,就被夷王召到镐京“烹”掉了。一个大国诸侯尚且如此,一般卿、大夫、士就可想而知了。孔子通过对周礼的阐释,把这种原本主要是用来“别异”的等级规定注入了“和”与“仁”的涵义,使之就变得富有人情味了。经过孔子阐释过的“礼”更多地带上了道德意味,成了人的一种修养,一种自律,它本来的严酷性被大大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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