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社会化实践，无疑是推动新文学和新艺术运动开展的重要动因。不消说，对这种推力作用的估量不必纠缠在“批评”一词最早出现在哪个文本中。在大量论述新旧文化变革及呼唤“文学革命”“美术革命”的声浪中，就包含了人们对该词的一般理解。如果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批评在其社会化的实践过程中，就不仅呈现为单一词汇的运作，而是与批评家、批评界、批评空间相连接，并与鉴赏、趣味、态度、立场、权威以及身份等概念互动①，构成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判断和精神取向的现代批评话语体系。梳理“五四”时期的批评话语形态，应该将其历史化，避免单纯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关于“批评”本体论的理论视域作抽象探讨。而将批评话语历史化，则意味着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形态与批评话语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 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先锋的《新青年》同人将“通信”栏作为批评空间推动“文学革命”的言论形态，可作为研究“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及其社会化实践的极佳案例。“通信”栏中最激进的议论作为《新青年》同人发起“专论”的“思想草稿”，起到“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的双重功效②；而从批评话语、批评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论辩风格，会发现重要的并非其思想主张、文章体式或表达方式，而是其话语实践的社会效应。最显著的一例，便是《新青年》同人联手制造的“双簧信”事件，其效力在“骂倒王敬轩”③中得以充分彰显。“骂倒王敬轩”，语出鲁迅1934年纪念刘半农的一篇文章，用以肯定刘半农生前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④的历史功绩。“骂”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较为普遍的言论姿态和话语方式，它作为批评话语的历史意义，已有学者展开研究⑤。但值得注意的是，“骂”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社会文化改革的需要，它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力话语的方式，并参与到“五四”思想文化界关于“批评”的学理反思与建构过程中。因此，在探讨《新青年》同人采用的“骂”的论学风格时，不能完全将视点限于一种论争的言语策略或一种独特的批评话语，而要结合“五四”时期制度性的言论空间、话语权力及其相关运作，透析以“骂”为表征的批评模式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它被接受或拒斥的社会、文化及心理根源何在?这是我们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批评主体、政治及文化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切入点。 一、“通信”栏：《新青年》的批评空间 1918年3月，先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摆出一副传统卫道士的架势，故意用旧派文人的笔调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新青年》，一把揪住“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以及“文学革命”等几条罪状加以问责。之后，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编辑部逐一批驳“王敬轩”的观点，以新派的口吻极尽挖苦之能事。这一来一回的信被冠以《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由此引起不少读者来信投诉《新青年》记者“骂人”⑥。在笔者看来，当《新青年》同人有意识地借“骂人”践行文学革命的思想主张，并将之作为清算反对者的手段时，实际上实现了思想革命与舆论控制的双向超越。因此，我们很难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辩难或话语垄断的角度对《新青年》同人“骂人”的言语和态度本身做出合理的判断，而应放在它的发生场域——“通信”栏这一批评空间中加以考察。 首先，“通信”栏作为公共性的言论空间，它的批评属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而是在《新青年》同人推动文学革命的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916年，远在美国的胡适很久没有读到《青年杂志》，写信问陈独秀是否还在继续出版。在信中，胡适先是问自己当年2月份寄来的一篇《决斗》翻译稿的情况，然后就此前杂志刊载的一首谢无量的古体诗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文学革命之“八事”主张。陈独秀在答信中盛赞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表示“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⑦。这便产生了著名的“文学革命”通信。 事实上，这封信在《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2号的“通信”栏发表后，起先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只有一位名叫常乃惪的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投来了“疑义”⑧。“文学革命”真正引起读者关注，是在《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6号相继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两文之后。截至1917年第3卷第6号的暂时休刊，《新青年》上共刊发了近二十位读者对“文学革命”的回应，约有三十篇⑨。这是《新青年》自开设“通信”栏后，首次就一个议题展开如此密集的讨论。正是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情形之下，“通信”栏悄然发生了结构转型：从一个以“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⑩的读者栏目，变成《新青年》同人推动文学革命事业的批评空间。 其次，“通信”栏刊载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质析疑难”或“发舒意见”的“通信”，而是最能代表“五四”思想文化界先锋姿态的主张，像“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1)这一类时兴的革命口号就首先是在这一栏目中提出的，然后才渐次成为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最重要的思想主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语言学家钱玄同为“文学革命”找到的“革命”对象。他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不久，便致信陈独秀表示自己“极为佩服”，特别指出胡适“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一说“最精辟”，并进而联想到此说会引起一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咒骂”(12)。实际情况是，“桐城”“选学”一派还未发声，自身就沦为了被“咒骂”的对象。到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揭举《新青年》同人倡导文学革命以来的种种“偏谬”之论时，“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13)已经是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了标语式的革命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