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理教条和再历史化：另一维度的中国化 与前述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新材料新学科的角度，以及新儒家文哲相通的角度不同，另一条颇有新意的路线即从文学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来“脱西返中”。 如所周知，80年代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即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8)。一反古代文论研究着眼于理论、观念、范畴和体系建构的做法，提倡文学思想的研究要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起来，将观念还原到具体复杂文学思潮中去。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结合创作实践来探索文论。后来，他又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更大更宽的视角，即政局变化，哲学思潮起伏，尤其是其中的士人心态变化，来考察文学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从罗宗强之后，“还原”成为文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深深改写了古代文论学科纯理论的性格。 近年来，“还原”研究仍然是学界一主流，却有了新的思路。学者们开始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越研究文学或文论，越离中国自身的真实情况甚远？譬如我们以那么多研究力量投入《文心雕龙》，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传统中，《文心雕龙》其实并不居于理论与观念最核心之地位；刘勰也并不算受到最大尊重的理论家。又譬如，我们以那么多精力投入范畴研究，可是不仅古人并不按范畴的全部涵义来写作或欣赏，我们今天也并不使用范畴的逻辑意义；这样的范畴既与西方接不上，又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史脉络，这样的努力，是否成了中外古今四头不着的虚悬的存在？是不是我们的认知图式应该反思？这就开始学术史和方法论的省思，自觉清理五四以来某些文学观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的隔阂。这就是进一步去理论化，去教条化的工作。比罗氏，更多反思意味和自我批评，走得更远。 陈引驰《文学性与文学文化》[22] 列举了在现代文学的“文学性”观念的新建构下，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发生了许多曲折、出现了不少“走样”的情况。譬如：刘大杰最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甚至没有司马迁《史记》的位置，完全无视明清不少师法太史公笔法的散文名家的真实偶像；又如，“杂文学”的名称，恰恰反映了新的文学性想象其实容纳不了老的文学性实践。陈文在发现现代文学教条方面，眼光锐利。譬如西方的一个有着广泛认同的“文学性”界定，即表现自我：而“中国的传统中其实相当重视主客体——如果用西方的二元观念来观照的话——之间的关联性，而没有西方近代以来比较突出的主体创造的意味。”此外一个较大的误解是中国学界将“美”看得很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美’从来没有占据至高的地位。儒家相信‘美’必须与‘善’结合，‘美’‘善’兼备，‘尽善尽美’才是值得推崇的；而道家则主张‘本真’是高于‘美’的范畴，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陈文还指出，用文学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表现这样的观点一刀切，就会压抑中国文学原本的丰富性和特征，比如词以拟代情境来表达情感正是一个例子。 汪春泓的《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23]，是将批评史上的开山著作，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首次置于上述知识背景中的一个个案研究。作者反思了在郭著中，原有的中国“文章学”观念如何被扭曲变形，改造而为以纯文学观念为立场的“文学批评”的过程。以大量材料质疑了这一建构的神话性质。同时指出原因既是外来影响，又与社会文教秩序崩裂有关。这篇与前述戴燕论著相比，不失“寸铁”之力。 这里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一篇读《文选》的札记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由鲁迅而来的“文学的自觉”，是上个世纪影响六朝文学理解最大的一个认知图式。甚至有人推论“自觉”包含着从儒家思想中脱离出来的意思。但是仍然需要提问和分析，首先，鲁迅讲的是曹丕的建安时代，背景是曹操的反对世家大族，任人唯才，思想文风因而有一种清峻通脱之美。我们把它推广为整个六朝，可不可以，还要讨论。譬如《文心雕龙》就没有所谓“自觉”。六朝一流的诗人文学家如陶渊明等也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化主流思想。其次，这种认知图式仍然有西方中心的观念。鲁迅先生说曹丕“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 Sake)的一派”，“一派”二字表明，鲁迅先生没有将此绝对化。但是后学的阐释则将其视为“历史的进步”。第三，这种认知图式必然蕴涵以下逻辑：1.从儒家思想、从子部著述、从史家作品那里摆脱出来，才是文学的进步。这是否带有五四时期的某种“意识形态”？2.由此再进一步，文学从哲学、思想著作和史学中区别出来，才是文学的本质。这是否是一种过于本质主义的观点？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诗言志辨》，描述“言志”的变动史，正是解构了此种观点。3.由此再进而论及一种所谓“纯文学”：从实用中分离、从表达思想与社会关怀等情感中分离，由此取得现代的文学性。其实这样的文学性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比方说，昭明太子的《文选序》确实看重“能文之士”，强调“篇章”(文章的结构)、“篇翰”(文章的构思)(这两个词比“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更重要。来自曹丕《典论·论文》：“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区别于子史作品。但是《文选》中的作者是“能文之士”，并不等于说就不可以同时是贤人志士，或者说他们只是一心写作之士。西方式的“为艺术而艺术”，无论是以写作为生命中的惟一，或者以写作本身的快感为目的，都是相当现代的一种分化。《文选》中所选的每一位作者，都不具有这样彻底的写作取向。譬如《文选序》中所说“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肯定不是纯文学；“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虽戒文实未选)之类，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文选》的选文及分类安排，偏重于应用文。在诗的二十四个小类中，……除‘咏史’、‘哀伤’外，都是应用性极强的题材。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三十五类文体中，大概除了辞之外，都是应用文。”[24] 纯文学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任何特种之施用，专以自身为目的。所以说这里有“纯文学”的自觉，还落不到作家作品的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