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文论话语，是把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但是许多研究者采取的读解方式，即把马克思的文论话语视为语意单一的文本，认为仅根据话语本身的语意即可把握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实际上却极大地限制了对其文论话语丰富意涵的深度理解。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读解方式完全忽略了语意逻辑上的互文结构是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过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从马克思文论话语的文本特点说起。 主张在哲学层面上研讨文本特性的格雷西亚，根据“文本总是以某种意向为前提”的特点，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文本是约定的实体”，强调“约定性”是文本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并解释说：“文本的约定性是指文本的意义与构成文本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构成文本的符号的意义与构成文本的实体之间，或文本的意义与那些实体之间并没有自然的语意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自那些将构成文本的实体用作文本的符号和构成要素的人所建立的约定”；“符号排列的语义意义以及语境的作用也都具有这种约定性特征。”①也就是说，文本的约定性是指建立在文本话语逻辑基础上的一种属性，它意味着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能无视言说主体建构的话语逻辑对其文本意涵的约定。从这个角度讲，文本的约定性既是文本意涵生成机制的一种体现，又是对读解活动理解文本意义的一种规约。 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研讨来讲，明确文本的约定性也就是提醒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文论话语并不像人们以往所作的那么简单：只要用已有的文学理论知识去解释马克思关于文艺的各种言论就可以了，似乎无须考虑马克思言及文艺问题的话语本身含有怎样的约定性，也不必追问这种约定性是否有悖于我们依据的理论知识。用更通俗的话说，承认马克思文论话语的约定性意味着抬高了理解其文艺思想的“门槛”——如果阐释者不考虑马克思讨论文艺问题的逻辑结构及其文论话语的形成机制，可以说他还没有进入解释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大门。借用格雷西亚的话说，如此读解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把文本符号和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自然的，认为马克思用某个术语来讲文艺问题，比如讨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他要表达的意思肯定是指二者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就像既有的文艺理论知识所说的那样；却不考虑他对概念符号及其意指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自己的特殊约定或建构。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研讨方式，几乎从不关心马克思的文论话语和他理论研究话语之间存在的联系，也几乎从不涉及他的文论话语和知识语境之间的关系。当理解和解释活动完全不顾这些约定性对马克思文论话语意涵的规定时，怎么谈得上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文艺思想，也不可能发现在那些看似零散无序的文论话语中实际上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当然更谈不上发掘这种潜在的逻辑关系给各种具体的文论话语赋予的深层语意了。而那些影响文论话语意义生成的内在要素，如穿行于多种知识语境之间的文论话语在符号编码上的特点及其意涵的复杂性，显然也不在这种研讨的视域之内。总之，当读解者对马克思文论话语的约定性毫无概念时，他是不会把马克思对文艺问题的阐释作为一个文本约定的过程去把握的，从而错失了对马克思文论话语互文结构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对马克思文论话语的编辑分类没有遵循话语本身的约定性，导致里夫希兹在编排的体例上只能将马克思的相关言论置于现代文学理论的逻辑结构中，从而遮蔽了马克思言论本身原有的知识语境和讨论文学艺术问题在知识结构上的互文关系。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了解马克思文论话语本身具有的约定性，这种约定性体现为互文关系在这些言论意义生成中的规定作用。或者说，马克思文论话语的约定性，集中体现在互文关系对其言论意义生成的规定上。可以说，传统读解方式的诸种失误，皆源于文本约定观念的缺失，以至不能在互文结构的关系中去理解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丰富意涵。 以观念史研究著称的斯金纳，从观念的意涵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发生一定变化的角度，提出了在观念史研究中必须注意，一个看似相同的观念实际上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思想家赋予并非一致的意涵，他的研究可以说从语境的作用上细化了文本的约定性。斯金纳说，思想史研究“很容易首先碰上一个明显的困难，即关键词语的字面意义有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就是说，一位特定作者可能说到的事情，与可能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事情，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指涉”②。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斯金纳强调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在研究中应“尽可能地以文本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文本。首先要理解文本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它们会存在?是社会中的哪些问题导致这些文本的产生?其次要理解这些文本自己如何看待它们所使用的概念”。所以他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以非常不同于我们自己的那种方式来看待文本，是更有收获的思考途径”③。就是说，在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作者所使用的概念，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文本的意义。以此反省在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框架中理解马克思文论话语的做法，让我们意识到如此操作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忽略了马克思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是在自己的、完全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语境中展开的；即便他使用了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也在使用的术语和概念，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追问在马克思的话语系统中，它们被赋予了什么样的特殊语义。正如威廉斯在言及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时所说，含有“literature(文学)、art(艺术)、aesthetic(美学的)、creative(具有创意的)与imaginative(具有想象力的)所交织的现代复杂意涵”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实质上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项重大变化”④，与康德以降的美学研究趋势和现代学科的构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威廉斯在他的关键词研究中，特别注重梳理社会存在和历史语境的变迁所引起的语义变异，强调“我们应该对于意义的变异性有所认识，因为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且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⑤。由此来看，辨析在相同概念的使用中语义所发生的变异，是读解马克思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现代文学理论认知框架对读解马克思的干扰。也就是说，我们能否重建研讨马克思文论话语的知识语境，认真辨析他的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及其意涵，将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