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反思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所谓反思研究，指的是对文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研究。反思，强化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增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由此，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富于学理与建设的历史时期。 一、来自反思社会学的启示 皮埃尔·布尔迪厄（一译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国内文学理论界耳熟能详的人物。布尔迪厄之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开启了一个反思社会学的维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所言：“如果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途径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1](P36>的确，反思性，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最独树一帜也最具魅力之所在。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社会理论本身，而在更广阔范围内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布尔迪厄毕生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反思社会学研究。这种反思社会学的要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追问思维得以深入的可能方式，二是对社会理论本身的批判性质询。在布尔迪厄看来，有三种类型的偏见导致社会学的“观注点”（gaze）模糊不清：第一种偏见是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这是最明显的偏见，较容易通过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第二种偏见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有关。这种位置不是指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域这一“小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此外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所谓学术场域，也就是在一个既定时刻向分析者提供的可能的学术位置的客观空间。社会科学家处于权力场域中被支配一极，容易受到那些影响所有符号生产者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摆布。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这种唯智主义偏见导致我们把世界看做是一个旁观的场景（spectacle），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significations），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唯智主义偏见比起那些根源于分析家的社会出身或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的偏见更具歪曲性，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2](P48>布尔迪厄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中的反思不是局部的反思，而是延伸到学科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内部的一种基于特定知识前提的系统反思。布尔迪厄要求将反思性予以制度化，对观察者的位置也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确保社会学的知识叙述始终处在警醒之中。 按照社会理论家I.沃勒斯坦的观点，反思能力是一个学者或科学家的基本能力。科学研究不仅需要重思（rethinking），更需要否思（unthinking）：“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讲，重思（rethinking）争议问题是相当正常的。当重要的新的证据推翻了旧有的理论和有关的预测无法成立时，我们就会被迫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前提。就这个意义而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一直在被人们重思。但是，除了这种常规性的重思以外，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否思’（unthinking）19世纪的社会科学，因为它的许多预设——在我看来，这些预设是误导的和阻碍性的——对于我们的心智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这些预设，曾一度被认为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但在今天却对有益地分析社会世界构成了核心的知识障碍。”① 这里，沃勒斯坦谈到了反思的两种形式，即重思和否思。作者尤其强调否思之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需要否思，根本原因是那些一度作为人的精神解放的理论预设，已经不能适应或用来解释新的情况了，甚至构成了分析社会世界的“知识障碍”。他提醒我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自明的或不加批判的理论预设或前提，更不存在永恒的超乎时空的正确命题。一旦把某种理论预设、前提或命题提高到“元叙述”的位置，就可能误导乃至阻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的知识叙述。所以，保持“反思”或“否思”的激情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社会理论学家史蒂文·塞德曼所著的《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着眼于“对社会学理论史的重新梳理和诠释”。作者对从孔德开始经过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到后结构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的知识叙事进行了反思。他相信，反思得以确立的前提，是任何一门社会学的理论都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起源，根植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从这一框架看此前的社会学理论，他发现，那种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社会学理论知识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被称为“正确”的知识，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丰富性和差异性的根源。所以，后现代社会学方法论格外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3](P1>。这种研究可以看做是反思社会学的一个应用。 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理论家不遗余力的提倡和实践，使得反思性成为全球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现代化理论家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面对战后世界多元格局，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主张。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现代性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反思意识，尽管他们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4](P8>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E·马尔库斯则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反思是人类学研究获得突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人类学领域的反思主要聚焦在对那些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的重新评估，以及围绕表述这些观念的“范式风格”上面，他认为，人类学“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5](P18>。周宪认为，在有关现代性的知识叙述中，审美现代性承担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即反思的功能：“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既体现在作为文化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反映在作为一种观念或价值反思的美学理论形态中。从世俗的‘救赎’，到拒绝平庸，再到对歧义的宽容，所有这些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只是艺术自身的形态，更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过去和现在的反省辨析，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别一种理解和解释，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生存现状新的意义和解释。”[6](P175—176>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一个特点就是对某种元叙述的怀疑。怀疑，其实也是反思的一种特殊形式。怀疑，产生重新提问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