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三个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玉刚,文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研究的深化,强化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国家需求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三个维度。即以问题意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以理论自觉推动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舞台上的一般形态,以国家需求为价值指向,在文明互鉴中既要实现理论创新又能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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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0)05-0180-11

      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和历史的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它指向的是中国“强起来”的目标诉求。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崛起是一种文明型崛起,它超越了既成大国崛起“国强必霸”的逻辑,诉求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种超越性的新的发展观、文化观、文明观为人类文明进步做更大贡献。相应地,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进入新时代,它以自身的发展扎根于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在迎接挑战中助力中国精神的昂扬、文化的兴盛,以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

      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高度契合时代精神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基于中国经验使理论自信充分彰显,以创新意识契合国家需求,积极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时代是思想之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紧紧抓住时代,充分彰显当代性,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形态,是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基本遵循,深刻观照新时代文艺发展趋势,洞察数字化技术与融媒体语境、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对文艺生成和文艺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以信息文明时代的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为研究对象,在时代与文化生产方式转变中探讨当代形态的文艺特点和使命担当,探究文艺精品涌现与勇攀艺术高峰的生成机制和主体能力。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辉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气象与气魄亟需提升,要从研究的平面化与过多的解读性描述中深入下去,积极回应现实关切与重大时代之问。诚然,描述与评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固然有意义,但与当前火热的理论创造毕竟有些隔,也缺失马克思主义文论应有的理论勇气与批评锐气。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文遵循习近平关于文艺重要论述,聚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从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国家需求三个维度来展开思考。

      一、以问题意识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

      习近平指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1]这种真理性光芒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究其根本是马克思主义紧紧抓住了时代。可以说,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的特征之一,问题意识是扎根时代土壤的充分彰显。何谓当代性?一个人生活在当下,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未必就有当代性。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理解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时代的氤氲中反思这个时代,才能深刻把握当代性。究其价值意味而言,当代性不是单纯的时间和历史的判断,当下之“当前”不单是线性时间过去的延续和未来的开启的现在,而是有着从未来涌现着的时间的主动集聚(如海德格尔的此在之此的“向死而生”),也就是说,当代性之生成有着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因而,当代性(contemporary)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一种超越,甚至有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意味。正是在意识中与当下的时代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得以洞悉现在、前瞻未来,才能在意识中深刻把握当代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永葆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能够时时彰显当代性,唯其倾听了时代的声音,故而能紧紧抓住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过洞悉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敌视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全面探讨了人的本质生成与文艺的内在关联,包括审美自由、美的规律、意识形态、审美形式、艺术生产等诸多问题,在全面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深入文艺的肌理,把对文艺的深刻理解置于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阐明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时代主题,由此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性。马克思主义文论生成伊始就处于文艺理论发展史的高格,成为不断启迪后人和理论创新源头的经典,不外乎有三:一是经典理论的生成与时代语境紧密结合,倾听并发出了时代的声音;二是经典理论所蕴含的普遍性追求与作家作品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理论阐发不落入空谈,在作品分析阐释的“及物”中与作家对话,是一种扎根文学肌理的批评;三是基于哲学形而上思考的文艺理论创新驱动,契合了理论逻辑的升华,是一种理论思考的创造性结果。这种感性表达的理性品格始终蕴蓄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任何有创造性的理论生成都秉承了这种气质。后来列宁关于文艺的论述、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伯明翰学派、毛泽东文艺思想等无不是扎根时代历史语境,以理论创造性彰显当代性。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不能是理论的空转和简单的诠释解读,而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谭好哲指出,“认真思考和分析当代文艺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时代特征,由现实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并借此对当代文艺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评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承担、无所逃避的一项时代任务”[2]。段吉方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探究,必须首先回到它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单纯从艺术性和审美视角的把握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3]。只有强化问题意识,在理论创造中接续这种直扑真理、直面现实的艺术之思的能力,才能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论饱满的生命力,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占据名副其实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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