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季水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湘潭 411105;季念,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湘潭 411105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解答中国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同时,在不同中国问题意识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可以分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中国问题意识的三种不同意识类型和三类不同话语形态,并非是毫无关联或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相对差异中又相互关联、相对独立中又相互影响的。正是这种差异中的相互联系、独立中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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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8)03-0017-15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不同的中国现实问题,体现了突出的中国问题意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话语形态。这不仅丰富了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且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中国问题意识的主要类型

      20世纪初期,中国在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就面临着多种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文艺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解答中国文艺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三种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

      (一)社会变革意识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问题意识,是在中国社会革命、民族生存等问题中去引进、应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这方面的人物主要是政治家、革命家,代表有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民族救亡等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下去研究、应用、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正处于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问题最突出的时期。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动摇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颠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仍然处于封建和半封建状态,“都是封建和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其文化仍是“半封建的文化”[1]。此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们“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同时,它们还“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使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2]。毛泽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去思考文艺问题,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泽东特别重视文艺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功能与战斗作用,他认为,文艺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3];对于抗日救亡来说,它是“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4]的强大武器。他指出,无论是从中国革命来看,还是从民族救亡来看,都需要有两条战线是指“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两支军队是指“拿枪的军队和文化军队”。同时强调文化的军队“是我们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5]。基于此,他特别看重鲁迅在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中的伟大意义,称赞鲁迅“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鬼脸”,“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充分肯定了鲁迅的“给革命以很大助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6]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面临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等诸多现实问题时,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他文艺思想的代表性成果: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7]邓小平的《祝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邓小平在《祝词》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再次论证了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肯定了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申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他指出,文艺“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能做出“积极的贡献”。他强调,“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8]。

      习近平立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新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人民面临新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2011年10月15日和2016年11月30日分别发表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最新阶段。习近平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问题,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品格。他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改革开放新时代应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是中国精神。他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就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通过优秀作品向人民“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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