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6-0067-08 哈罗德·布鲁姆宣称：“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①。何出此言？在他看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等大行其道的“憎恨学派”均偏离了“审美阅读”对文学的情感性、想象性和心灵性的体悟，而更多地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问题，以至于当今的文学研究者大都转变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②。的确，自1960年代以来，文学阅读已经普遍地“向外转”，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去审美化”。国内学者张江用术语“强制阐释”恰当地概括了这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去审美化阅读模式”。他所谓的“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在他看来，强制阐释的首要特征就是“场外征用”，即“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③。显然，相比而言，布鲁姆对去审美化阅读模式的批判比较情绪化，张江对之的剖析则更具学理性。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对这种去审美化阅读模式进行剖析和批判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文化批评”，文学阅读能否突破重围，重扬“审美”的旗帜？针对强制阐释的盲点和漏洞，应当采取哪些有效的策略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 一、“强制阐释”：理论时期的阅读模式 如卡勒所言，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指望从中找到符合某种理论模式的对“关于什么”的问题的解答：“是关于恋母情结矛盾冲突的”(心理分析)，“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新历史主义)，“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女权主义)，“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解构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阻碍的”(后殖民主义)，“是关于异性恋根源的”(同性恋研究)④。“理论先行”已经成为文学阅读的“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文学作品被任意切割，被当作对某种“理论”十分生硬地转述和注解，“理论”已经使文学阅读变得极其简单化和模式化。瓦伦丁·卡宁汉在《理论之后的阅读》中指出，理论化阅读正在消解着文学，消解着文本，将它们简化为一套套理论程式或一个个理论模型，“理论在单一化、使文本单一化、使读者单一化。理论邀请你像一个女人、一个解构主义者、一个新历史主义者、一个后殖民主义者，或德里达派、或拉康派、或福柯派那样去阅读。”⑤很明显，这种用先在的理论模式去套弄和切割文学作品的阅读方法正是张江所概括的“强制阐释”，而“强制阐释”与种种理论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强制阐释”正是在“理论时期”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典型的阅读模式。为什么会这样呢？ “理论时期”的时间段大约为1960年代至1990年代，在此期间，涌现了一批重量级的理论家，如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尔迪厄、埃莱娜·西苏、朱迪斯·巴特勒、格林布莱特、伊格尔顿、詹姆逊、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风行一时的批评流派。概而言之，这些理论家和批评流派的“理论”都带有极强的社会功利指向。这是因为理论的兴盛与战后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和“反文化运动”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⑥。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化和文学理论无不具有功利性和政治性，如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运作，等等。 正如安东尼·伊斯特霍普所总结的，文学阅读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机制”⑦。《美学的复仇》一书的编者米歇尔·克拉克也认为，后现代的理论批评已经习惯于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术语而不是传统美学术语，来解读文学和艺术作品，促使文学研究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开放，总体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甚至文学本身的重要性⑧。理论的兴盛已经引发了一场“反美学”的浪潮，开启了一种“去审美化阅读模式”，“强制阐释”由此应运而生。 正因为如此，卡勒承认道，“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⑨。希利斯·米勒才危言耸听地说，“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⑩。李欧梵将这些理论操演了一遍之后也感叹道，“文学艺术本身，是任何理论无法完全攻破的，否则我就只谈理论，不研究文学了”(11)。总之，“理论”无关乎文学，文学阅读和批评回避文学本身，而转向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领域，这就是“去审美化阅读模式”或“强制阐释”的病灶所在。因此，“面对文学本身”当是重构文学审美阅读主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