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99-05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自出版以来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并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他这种目空一切的态度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后理论时代”。总体来说，学者们对这本著作的关注点实际上都放在了前四章，即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与过失，文化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后四章对真理、道德、德性、客观性、非存在、邪恶、革命、基础等基础性概念的重新解读，却往往被忽略。然而这后四章恰恰是伊格尔顿寻找理论重建的关键之处，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就放在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的地方，主要关注伊格尔顿理论重建的途径，深入挖掘其理论重建的独特性、局限性以及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期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持拥护态度，他积极介绍德里达、福柯、拉康、威廉斯、阿尔都塞的思想，并将其与文学批评发生关系。这一类的作品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导论》等，主要关注文学文本形式上的构思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之后》的前四章，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伊格尔顿对整个西方的理论生产与理论思维造成的深度影响表示由衷的赞叹。但“随着新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亮相，以及所谓的反恐战争，众所周知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很有可能走向终点”[1](P213)，虽然文化理论在现今依旧呈现出一片繁荣，但如果它没有把握社会细微的变化而进行自我反思，做出适当的调整，文化理论也将不能解释世界而陷入失语的状态。 那么，理论的未来在何方？虽然伊格尔顿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他坚决与“反理论”划清了界限。伊格尔顿将以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希为代表的反理论的观点看成是中世纪唯信论(fideism)这种异端学说的最新形式[1](P54)。“反理论”哲学家将形而上学逐出哲学领域，哲学与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即广义的文化之间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2](P8)。文化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文化就是文化[1](P53-54)。这种反理论的理论对人类的当下生活和未来世界都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既丧失了社会和政治的现实背景，又缺乏深刻性。 对于理论的变革与重建，并不是只有伊格尔顿一个人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序言中就归纳了理论变革的四种途径：“(1)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2)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3)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4)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3](P2)这其中就包含理论重建所要考虑的多种要素，如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以及理论本身的语言结构和理论形成与家庭、文化、种族身份、性别、异化感以及超越语言神秘感的冲动之间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方向的变革都能为理论重建提供新的契机。就现阶段而言，政治无疑是主要的因素。 有学者认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西方公众，包括学术界人士，完全被地缘政治所吸引，虽然理论文章仍在发表，但人们的兴趣却有所转移，兴奋点已不在这上面。因而理论重建必须能够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解释。就文化理论而言，我们应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现象、新问题：(1)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酝酿出民族主义的情绪；(2)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3)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4)“流散写作”的崛起；(5)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6)在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等等。这种理论重建的方式显然想通过扩大文化研究的范围的方式来弥补文化研究在解释现实问题上的无力，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文化理论对现实政治的冷淡。 相比之下，伊格尔顿的重建途径比其他的方式来说更为彻底，他想从根本上打破文化理论的研究范式，从文化理论回避、泛化、模糊的地方着眼，重新确立一种理论。总的来说，伊格尔顿只是对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建议以及参考，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一向激进的政治脉搏，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低落的情况下，伊格尔顿依旧坚持了他左派的作风。伊格尔顿的这种建构方案可以看做是既继承了英国新左派的传统，又吸取了英国左翼思潮的各种经验教训并调和了各种左翼思想，针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境况，而得出的试探性的结论。 一方面，伊格尔顿虽然反对文化理论，但对英国新左派文化政治的传统依旧坚持。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抛弃完全经济主义的解释法，重新认识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并允许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但在文化与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方面，新左派内部却存在着分歧。虽然威廉斯的著作挑战了既定的文化观念，强调了文化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的理论和战略的地位[4]，但汤普森批评威廉斯忽视了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并对在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共同文化”能够得到实现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换句话说，汤普森认为威廉斯的文化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文化，文化不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这种描述将总体性的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5]。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以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文化替代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的意识形态[6](P26)。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依旧沿着威廉斯的路子，寻找文化与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结合点。所以在《理论之后》中，他将愈走愈远的文化理论重新拉进政治的氛围中，真正发挥文化政治的作用。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