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研究走过了60多年的曲折而又光辉的历程。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由于受到新的历史使命的感召和当代文艺实践的推动，也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论及其本土化的催生和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的触发，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不断得到拓展和创新，观念更加开放，学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呈现出历史性的飞跃发展。 一、文艺的政治属性与审美属性 新中国的文艺理论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跟文艺相关的政治问题，主要是位置问题和性质问题，既要摆正政治的位置，更要确保政治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大体上说，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比较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段，中经60年代的政治批判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于极端，政治不仅摆错了位置，力图压倒一切，置于发展经济之上，而且性质发生了蜕变，走了一些弯路。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给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上海文学界一些学人发起“为文艺正名”的讨论，纠正“文艺即政治”的偏颇。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吸取和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决定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同时指明，“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P27)。这一决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新的定位，从而为回归文艺的审美属性和研究文艺的特殊规律开辟了道路。作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反叛，一些学者强调了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探讨了文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元素。新时期系统的理论形态的文艺美学著作大量涌现，具有相当厚重的学理蕴涵。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限制了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弥补了一般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欠缺。这些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理论对整个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研究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审美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主张“文学即是表现自我”或“表现内宇宙”、“文学要与政治离婚”、倡导“纯文学”、“纯审美”、“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等偏执的见解。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一些学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开始意识到文学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实际上都只能是相对的，文学作为被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作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产物，不可能截然脱净社会、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完全孤立自足于现实生活之外。伴随着新时代的历史演变所产生的新政治总会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在场”。政治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如生活实践形态、制度体制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等。这些不同形态的政治作为创作对象必然作为文学的内容进入到作品之中。从创作主体方面说，作家、艺术家都具有一定的爱憎情感和政治态度；创作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必然会使作品流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那种一概否定政治、排拒文学的政治性质和功能的企图和论述是不尽合理的。对政治的性质和功能应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反对那种黑暗的、邪恶的、害人的政治，而肯定那种光明的、善良的、宜人的政治，追求真正人民的、民主的、开明的、清朗的、和谐的政治。由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质和功能的影响，而且，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急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唤，一些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试图在尊重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性的同时，主张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 二、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决心改变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提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不少反映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变革的作品问世，如草明的《乘风破浪》、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小说精品。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新时期，实现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成为宏伟的战略目标。这种现代化诉求的历史境遇，必然产生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并需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回答。从总体和全局上说，文学的现代性应当自觉地配合、推动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神圣天职。新时期以来，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有的以现代性作为文学的追求目标，有的甚至把现代性提升为文学的指导思想。然而，自引入西方现代的文化理念和文艺理论思潮之后，学界对文学的现代性的理解颇多歧见。 中国当代学者所倡导的文学的现代性，大体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理性主义为依托、以推动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性；一种是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以新人本主义为灵魂、以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为旨趣的现代性。前者是包括肯定认知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在内的启蒙现代性；后者则指不同程度上否定认知理性、科技理性、道德理性等启蒙理性的审美现代性。怎样理解和处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影响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学术走向的重大问题。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多半选择和挪用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化历史进程虽然可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剧增，但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却造成了对人的压抑，甚而导致人的异化。这些疑虑和忧思，具有预防和警示作用。吸取审美现代性的合理因素，有利于发挥启蒙现代性的积极功能。我们应当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考虑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代中国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反差。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和套用现当代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理论，拿来片面地观察和评判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味地批判启蒙理性，不恰当地批判科技理性，是缺乏现实合理性的。不可否认，伴随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着。现实生活中，或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由于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发展萌生出压抑人的现象，值得关注。但从全局和整体上说，当代中国人不是被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所压抑，而恰恰是由于缺乏高度发展的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使当代中国人感到受压抑。我们应当时刻铭记因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落后而被动挨打和饱受欺凌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为了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理应虔信和发挥知识的力量。只有用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武装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挺起胸，从而“做大写人”、“圆强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