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1-0092-04 1987年笔者在苏联作学术考察时，曾到达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市，有幸在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看到一部初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系用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文字印行，大32开计163页。译成中文当有十多万字。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1880年出版。封面右上角有作者瓦里西耶夫的亲笔题字：“佛洛林斯基惠存谨表敬意 作者赠。” 朔方寻古 为寻访这本书，我有过一番很大意义的经历。那年是应莫斯科大学的邀请去访问的，当安排行程时我就提了喀山。承东道主热情照顾，还派了外事处礼宾科长全程陪同。先去南方参观了基辅市再折返北方。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本来应该晚上到达的，结果让前来迎接的喀山大学副校长科诺普廖夫教授在机场等候，一直等到将近黎明。 从机场去学校的路上，汽车走了很久。副校长对于我的来访似乎有点不解。他悄声地问我的莫大陪同：不知客人为何要来喀山，有何意图。那位年轻陪同居然脱口而出，说道：“谁晓得这位李教授打什么主意，克里米亚、南俄城市不去，偏要来喀山。”他认为喀山是个普通的北方城镇，没有景色可看。他大概忘了我懂俄语，才会如此发牢骚。我立即向主人解释，来此地的动机之一是参访俄国汉学的发祥地喀山大学，查阅有什么珍贵的汉学史料。 我的真诚态度令主人极为感动。因为喀大自从1855年被撤销汉语和东方语言专业，完全并入彼得堡大学之后，汉学中心也早已向彼得堡和莫斯科转移。喀大昔日的辉煌如今已风光不再。没想到一百多年之后竟有中国人要来作汉学访古。副校长特地安排我参观了校图书馆的珍本部，看到已是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俄国汉学家手稿和那本首版的中国文学史。 应该说这种安排也是特殊的。由于中苏交恶近二十年，那时刚刚复交不久，外国人要看到属于“保密”的珍本，没有长时间的申请、审批的手续是不可能的，我那次的机遇真是幸运。 传奇人物王西里 该书作者V.P.Vasiliev本身就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1818年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里德市，1837年毕业于喀大东语科蒙古语专业即留校任教，恰逢著名科学家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洛巴切夫斯基任校长，后者大力倡仪建立汉语教研室。他便接受任务加修汉语，并自取中名“王西里”。两年后又跟随东正教传教士团到北京，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不但学通了蒙、汉、满、藏语和梵文，而且初通韩、日文，成了一位俄国东方学的奇才。 王西里在北京留学期间到处搜罗，购得大量图书资料，回国时带去汉、满、藏、蒙文书籍849种计2737册。他得意地说，凡是当年在北京流传的满文书籍都已尽数搜得。王氏治学极为严谨，他解说所写的文学史“在书中不转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的书”，况且他治学也极为深入，他说“我说论析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我亲自阅读过的”。 王氏以博学多识、著作丰硕而于1850年回国时立即被学校聘为教授和汉满语教研室主任，以后转入彼得堡大学继续任教，于1886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成为俄国汉学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王西里享年82岁。他由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而产生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他在1850年开讲中国文学时，有感于俄国知识界的不了解中国，曾强烈呼吁：“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难道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惭愧吗！” 与众不同的文学史 《纲要》一书的内容，不仅叙写文学，而且几乎囊括了中国各类古籍。其重点之一，是以儒学为线索，全面系统评介《诗经》、《论语》及诸子百家，直至历史典籍，包括《史记》、《资治通鉴》，甚至有《说文解字》、《齐民要术》诸种要籍。它几乎包揽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书籍，当然都严格依照历代和时间的先后加以评述。故如称之为“中国文化典籍史”，也不为过。 书中既讲解古籍的内容和基本思想。有的还写其成书过程、考辨真伪。有的引述原著并加以释义。有的评析历代注家的正误，并藉以论述儒学（并广及道学和释学）学派的发展脉络。总之，这是在俄罗斯首次大规模介绍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化典籍的一部力作，无疑成了中俄文化交流的第一座友谊之桥，也为俄国后代汉学家树立了榜样，成为后人引证的依据。 作者对内容作这样安排，除了承建中国文化界早期文化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做法，还有他个人特殊的理解。他特别说明：“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其基础是儒学”，因而不能按古希腊、古印度那样依样画葫芦，把“文学史”定格为介绍长诗、小说和戏剧这样狭小的范围。这些种类在希、印文学中占了主要的地位。相反，在中国文学史上，“摆到首位的应该是儒学，而不是诗歌、小说、戏曲这类美文学”。 文学进程的精到描述 王西里在书中评论的另一个重点便是诗文、戏曲和小说这些他所定义的“美义学”。他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学界注重民族性的特点，一开篇就从民族的文化特质入手，概括美文学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写道：“中国人对美文学的尊崇也许要远胜过于我们。他们从美文学中看到了人的至善至美，认为它不仅是人们智力的体现，而且是人的整个道德方面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