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十多年来，关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在未来发展中的“综合创造”的问题，我都曾论及过，但都是在各自的学科内提及或论述的，从未做过全盘性的、整体性的思考和论述。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今天，在人们更深入一步地思考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已往的经验以及今后的走向时，我想对这些问题在方法论上做一些通盘性的、全面的思考，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以供时贤的讨论和指导，共同来推动这些问题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和前进。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证之前，我想先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谈起。 我对“综合创造”原则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在“文革”之后，从自己所从事的主要专业美学和文论研究方面发端的。那时我们面临着许多紧迫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一要了解，二要批判学习长期以来被我们简单化地加以排斥和否定的西方当代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方面的发展状况和经验，以弥补我们的不足。而历史又恰恰给予了我们这方面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流派纷呈的西方当代美学和文论蜂拥而至，竞相被介绍给国人，这对于我们面向世界，了解并学习世界，都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在这个介绍过程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这是勿须苛求的，但随着介绍的升温，逐渐被“炒”得带上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且不说；而且，每介绍一种新说，常常都被说得天花乱坠，仿佛不采纳它、照搬它，以之“一天下”，美学和文学理论就不可能发展似的。结果是，我们像走马灯似的将西方一个世纪以来朝兴夕替、名目繁多的美学和文论流派，从意识流、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心理分析美学……直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操演一遍，却没有一家可以起到“一天下”的作用，实际上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常常是在我们起劲地介绍某一流派时，这一流派在西方则已经被宣布为过时了。这种现象不能不使没有被情绪化鼓动起来的人们“深长思之”。笔者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萌发了“综合创造”的思维原则的。而从和钱钟书先生的接触和对他的著作，如《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的反复学习中，受到的很大的启发之一，即他熔中西、古今于一炉而铸之，削其藩篱，灭其町畦，并为我用而达到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实际上他采取的就是一种建立在广纳博取基础上的综合创造的工作，成就卓异，在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具价值（注：参见拙著《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 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于是笔者在反复考虑的基础上，于 80 年代初期开始提出这一问题，在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达到高潮时，终于十分肯定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写于1986年3 月拙著《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简短的序言所说的： 未来的历史发展，必将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新的称得上科学的美学创造，只有走综合创造的道路，只有综合世界文化巨人伟大的文化和美学的历史经验，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美学体系，也才不至于囿于一隅之见。 所谓“综合”，就是不能够根据某一家、某一派的理论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应该是博采众长，兼融百家，共冶一炉，熔而铸之。所谓“创造”，即“照搬”、“效颦”、“模仿”之反，意在博采众说中的合理部分，经过辩证地分析、鉴别，进行一种新的再创造。“综合”的目的，并非仅仅出于兼收并蓄，而意在“创造”，而要创造出适应文化大交流时代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就必须“综合”，即博采各家之长而弃其短。这就是笔者在当时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想法，属于有感而发，却并未对之作进一步的深究。 80年代中后期，我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不想这些文章却受到了无缘识荆、道德文章却为我所深深敬仰的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的赏识和谬奖，致书给我说：“数年以来，屡于报端得读大作，因其见解宗旨十分相近，衷心倾慕久矣！前承枉顾，欣喜无似！恨相见之晚。”不久先生将与其英年早逝的高足程宜山合著之《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见赐（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拜读之下，不胜欣喜，全书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历史演变，以及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揭示，而且专设一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在科学地剖析近代以来包括8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论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文化发展方向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则，立论坚实，论证周密，分析科学，实属精审卓识之见，先得我心，赞佩不已。它把先生历来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主张（注：张岱年：《文化与哲学·自序》，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新的“综合创造论”之名义，更加系统、更为完整、也更为富有理论深度地提了出来。 对于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造”的原则，我是完全赞成的，颇想为文加以弘扬和申说。由于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一些想法，如在论述文化问题及其“综合创造”时，作者们是很重视“弘扬民族主体精神”或文化的民族性特点的，这完全正确。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或原则提出来，提立足于民族主体精神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创造”，比笼统地提“综合创造”似乎更准确、更科学，不至于引起误解。因为我们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或承传者，又是其新的文化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因此在广采博纳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时，首先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即需要立足于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民族的需要。对这些想法不敢自以为是，写信向张先生请教，得到先生的充分肯定，于是我在90年代初写了一篇《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副标题为《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创造》的论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 期。先生读后，继续给予鼓励和谬奖，说读了之后：“十分高兴！十分钦佩！大作主张‘必须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和文化的时代精神’，‘批判吸收人类文化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结论是文化的综合创造，讲得非常全面，非常透彻！其中说，‘把重主体道德自觉的思想从为封建制服务转化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尤为精辟之言。弟讲文化的综合创造，得到您的赞同、阐释，补其不足，匡其不逮，十分高兴，十分感到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