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和思想手段，可谓由来已久；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比较文学一度成为“显学”，然而，人们可能未曾料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历史充满了困境。在很大意义上，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历史，比如说，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危机。人们一直想当然地把比较方法简单化，使之沦为“比附”。当然不是说只有中国如此，其实这倒是一种全球现象。因此，如何使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具备更加充足的合法性理由，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具有有效性，需要我们每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付出新的努力。 早先，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短文，专门论述比较文学的危机及其出路（注：参阅拙文“比较文学作为对话理论”，《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笔者指出， 当前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在于认识论，而在于方法论。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比较文学研究过于注重实证方法和量化归纳，而忽视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本质。因此，我提出不妨尝试一下用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比较文学加以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讲，哈贝马斯的文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特别是他的思想体系对于文学的影响和启发更是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把哈贝马斯放到文化语境当中加以研究，将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它不但能揭示哈贝马斯思想中的某些特殊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学研究视角。 要想准确理解和总体把握哈贝马斯的文学思想及其思想体系之于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的意义，需要我们适当地调整一下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把文学放到一个广阔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里所说文学的广阔语境，包括以下两层意义：其一是把文学放到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背景之上（注：里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2页。），重新审视文学与哲学、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把文学研究置于文化现代性建设这样一个语境之上，使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当中去。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概念传播得相当广泛，在中国也引起了较大的影响。我个人对罗蒂在知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的后现代立场深表怀疑，但对他的后哲学文化概念，尤其是他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机制的理解深表赞同。罗蒂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与文化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以同启蒙运动的先知们所面临的神学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相比拟。哲学在现代文化机制中的地位相当于神学在中世纪文化机制中的地位，即充当各学科的立法者。从学科建制角度来看，如果说现代的发生是对神学的一次革命的话，那么，现代的批判则是要革哲学的命。现代的发生，推翻了神学的主宰地位，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后神学时代；现代的批判则要求我们推翻哲学的神圣地位，大胆地走进一个后哲学时代。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后哲学时代，并不就是后现代，而是现代的批判时代。现代的批判不等于对现代的彻底否定；同样，后哲学时代并不是对哲学的完全否定。所谓后哲学时代，意思是说大写的哲学，亦即作为科学女皇的哲学死去了，但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文化机制并没有彻底消亡。这就好比说在后神学时代，神学虽然走下了圣坛，但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还有其生存的权利和活动的空间。那么，后哲学时代哲学转向的关键内容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哲学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由主宰——被主宰的关系变成了话语伙伴关系。因此，在后哲学时代，哲学革命的矛头针对的与其说是哲学自身，毋宁说是哲学的外在关联。在这场革命中，哲学失去的是其神圣地位和立法角色，得到的是更加充足的存在理由和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二 搞清楚后哲学文化概念之后，我们再来交代一下文化现代性概念。所谓文化现代性，是相对于社会现代化而言的。当然，文化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和命题，出现得较晚一些。原因在于，现代化是一个局部问题，而现代性则是一个综合性和根本性的命题。从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到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的一个共同命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特征是社会分化（注：参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公共论丛》等杂志。）。社会分化既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工具认识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实践领域以及个体信仰实践领域。所谓社会现代化，就是指这些领域各自在分离状态或统一状态下的现代转型。可惜的是，作为一个美好乌托邦的社会现代化，其结果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在社会和思想层面上得到彻底解放，反而使社会在分化这条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最终落得社会四分五裂，思想一片贫瘠，人类所处身的“系统”混乱不堪，作为人类的家园的“生活世界”不是变得荒芜，就是遭到蹂躏。现代化几乎成了社会单面化和思想平面化的同义词。 因此，社会现代化要想作为人类的一个可欲也可行的目标，就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再进行整合。这是西方近百年的现代化理论批判所作出的一个基本的结论。文化现代性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换言之，文化现代性话语的出现既是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和补充，也是对它的一种纠补和超越，其根本一点是要克服社会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发扬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方面。其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分化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社会要想全面进化，还必须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一次综合，而且，综合的意义要远甚于分化。 社会进化作为一项设计，必须具有总体性。但迄今为止，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误区就在于工具理性越位，把本来是交往理性活动场所的生活世界收归己有，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样说有些玄乎，说的具体一些，就是指政治和经济系统中的工具理性压制后侵袭文化领域，使得文化在现代化当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变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附庸。文化现代性一方面是为了捍卫文化领域的自律，确保文化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地位和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性。从这个意义来看，文化现代性既具有基础意义，又具有总体意义，而这正是文化现代性之所以能够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之所在。（注：这种观点在比较文学界现在比较普遍，有关具体论述，请参阅《中国比较文学》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