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艺术的哲学精神，是源于古希腊的宇宙精神。所谓宇宙精神，就是相信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世界是一个稳定完整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存在以天体音乐为最高表现形式的秩序和节奏，这些秩序和节奏形成了永恒的和谐和完美的形式。由于怀抱着这种关于存在的完满意识，面对直观现象的生灭流变、杂乱残缺，自然要产生一种超越现象、深入本质，超越经验、上达理性的情怀。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真理的世界（理念世界），是永恒完满和谐的世界，在这个完美世界中，一切都以理念的方式存在，人也是作为纯粹的理念（或灵魂）而存在的。但是，不幸灵魂沉入肉体之中，而脱离（遗忘）了自己本真的存在。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通过教育和思想的努力，凭借理智的力量，摆脱肉体的束缚，让灵魂重新飞升到（回忆）真理的世界，重新过那完美和谐的神性的生活——理念的生活（《斐德诺篇》）。柏拉图的理念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最根本的统治观念。在两千多年以后，在爱因斯坦这里，它被发展为支配科学家科学创造意志的“宇宙宗教情感”，即相信自然规律中存在着永恒的和谐，并且在这永恒的和谐中见出“上帝”的情怀（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 《论科学》等文。）。 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是冯友兰所谓“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它是对宇宙大全的哲学觉解，是中国哲学所提炼出来的独特的心灵境界（注：参见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新原人》第三、七章。）。天地境界的要义，或可以用董仲舒的话来概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这一要义，包括两层含义：一、人生天地间，人与天地并生，万物为一，因此，人若欲求自我生命的充实与发展，就要尽心知性知天（天地），并实现与天地精神合一；二、天地只是一个可能（空间），需要人生来实现（充实），也就是说，天地之精神，宇宙之壮丽，有待于人的努力和展示。所以，一方面人是天地一分子，人离不开大地，另一方面天地也有待于人，没有人的天地，只是虚设，是万古常如夜。在现实生成变化中，人与天地共为一体，相互生发，这就是天地境界的核心意义。 以中国天地境界和西方宇宙精神相比较，很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境界殊异相反，却又可为相映成趣。以内陆农耕为主的中国生活模式本是静的，但对动（变化）却有极深刻的顿悟，极能切己地体认，知“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而能“一阴一阳之谓道”，“唯变所适”，成效天地之变化（《易传·系辞》）。以爱琴海文化为源头的西方生活模式本是长于动的（航海、游牧和远征），但对静（永恒）有极深沉的信念，极强烈的渴求，以抵达宇宙永恒静一的完美为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天地境界中，穷神知化，顺势守时，却又抱朴守素，归宁于静一之中；西方人在对永恒完美的宇宙景象的追摹中，却难以得到最后的安顿。中国知天地变化，“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所以能够“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由动而静，动静相因，而安于天地四时，并终于成就了与天地同俦的心胸——天地之心。西方人欲穿越变动的现实求得在永恒完美之中的安顿，无疑是为自己悬置了一个无限的理想，欲就而不能，欲静而愈动。求“一”而得多，因此培养成无止无尽（静）的宇宙之思。 西方宇宙精神对完美形式的无限理想，如冯友兰所言，是“图画式底思想”。以图画式的思想思考宇宙，终极之处，就会引发上帝、天堂的观念（注：参见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新原人》第三、七章。）。当代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精辟地指出，“当大部分人相信有一个本质上静止不变的宇宙时，关于它有无开端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形而上学或神学的问题”（注：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第16页。）。 求“一”而无尽的天地之思只可在这绝对的“一”的信仰和观照中才能得到安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神学观念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包含在西方的理性精神中。众所周知，西方世界在希腊的理性成熟之后，却又接受了东方的基督教。可以说，基督教的盛行，在根本上是希腊奠定的理性神学精神的变形延伸，中世纪的神学是古希腊绝对宇宙观念的逻辑演绎。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中间经过牛顿、康德，直到爱因斯坦的两千多年时间，罗素说的“希腊人那种对静态的完美的爱好”（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 第221页。），也就是完美的宇宙模型和神的观念，始终被保留着，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的宗教变革。只有到了1929年，由于哈勃发现“宇宙红移”之后，也就是“大爆炸理论”提出之后，西方人关于稳定宇宙模型的信念方开始消除，关于宇宙的神学也才真正结束——这应了19世纪末的那个著名寓言：上帝死了！ 爱因斯坦这一句名言是广为人知的，“不可理解的是，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可以与之相阐发的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96页。）。这两句话展示了西方精神中对宇宙的秩序和节奏有着多么深刻的领悟和共鸣，又是多么虔诚地敬畏和渴慕着这神性的完美。这就是他们的神性。怀着这种神性，必然对宇宙中一切事物一往情深，但是，又必然要远超尘俗，高飞远举于神意的理想境界。一方面，他们深契于宇宙的和谐，并以自我为小宇宙，努力安排协调于大宇宙，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感现实的无常，自然的缺陷，为其完美的形式理想而感到自我与世界，理想与现实深刻的对立，努力冥合而难得。冲突把西方人引入更艰深的思考之中，而对完美形式（神）的信念又使他们坚持努力，不断创新。 中国的天地之心和西方的宇宙之思，都寻求归“一”。天地之心，就是“实天地之心”，即以觉悟的心投入天地无限创化生育之中，而与天地万物合同一体。因此不需要另成一种境界，另起一种心思。所以，于天地是“大象无形”（老子语），于自我是“情顺万物而无情”（程明道语）。以顺物无情之心鉴无形之大象，就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与天地为“一”。因此，中国的天地境界是无象（无形）的境界，它没有西方宇宙精神寻求永恒理想的怀抱。这是“究竟无得”——超世间而不离世间。宇宙之思所求的“一”不是大象无象，而是超现实的最高实在——神。也因此，宇宙之思不是“究竟无得”，而是“到底有得”。说其到底有得，一方面，是因为宇宙之思为自己悬设了一个终极目标，以为最终可以到达；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对这终极目标的追寻中，不断实体化这一目标，创造形象——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