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民族艺术》季刊的厚爱，我曾在该刊1991年第1 期发表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论文《民族艺术学试想》。转眼之间，时光老人已把我们带到90年代末，同时也是世纪之末。在这里，我想再来谈一下民族艺术及民族艺术学的话题，以期引起大家共同的思考乃至争鸣和商榷。我主要想谈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民族艺术或艺术的民族性是否会成为世纪之交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二是民族艺术学作为一门艺术学分支学科在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中的学科定位。 一 在这个世纪行将告别我们之际，我不太喜欢使用一些人常爱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语——“世纪末”——来描述当下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精神征候和文化氛围。“世纪末”一词本是上个世纪末叶西方世界用以描述当时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颓废、迷茫、灰暗、病态的精神征候和文化氛围的词语。这种“世纪末”景观，成为本世纪上半叶肇端于西方世界、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的前兆。然而，此世纪之末不同于彼世纪之末。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协作与对话，可以说是主导的潮流。其精神状态和文化氛围与上个世纪末大为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创造一个与“世纪末”一词相对比的、带有暖意、亮色和玫瑰色彩的语词来描述当下的世界。不过，那样做，也许是过于乐观了。那么，我们索性就使用另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完全中性的词语——“世纪之交”——来表征当下特殊的语境。 在“世纪之交”，“民族艺术”或“艺术的民族性”的话题，究竟是愈益为人们所淡忘了呢，还是愈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或将要重新引起人们关注呢？记得一次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杨乃乔先生讨论起这一话题时，他颇为自信地预言，“民族艺术”、“艺术的民族性”最近将成为艺术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我觉得他的这种预感是不无根据、不无道理的。何以这样说呢？ 首先，近年来被介绍到国内的西方“后殖民”的理论，正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民族文化艺术或文化艺术的民族性的存在样态和未来前途等诸多问题，成为民族艺术或艺术的民族性的话题重新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契机。 其次，在人类世界即将迈进一个新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千年的门槛的时刻，与百年之前的上个世纪末相比，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发生了十分深刻而又显著的变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上个世纪末，东方世界正在纷纷经历着被西方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痛苦过程，中国已由16世纪以前的“文化辐射源”、“强势文明”、“文化中心”的地位跌至历史的谷底，成为典型的“弱势文明”。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方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均已纷纷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走上民族与国家独立自主、寻求发展的道路；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获得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之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摸索，也终于走上一条快速、稳定地发展自己、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轨道。虽然今天中国还完全谈不上恢复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强势文明”的地位——也许我们今天和明天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谋取那种“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或“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强势文明”、“文化霸权”的地位，但是，我们今天的的确确正在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地摆脱“弱势文明”、“文化边缘”的悲惨境地，而且这一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全面统一的逐步实现、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正在明显地加快步伐。一个多极文化并存并立、平等对话、相互辐射、相互吸收的多样化发展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之下，民族文化艺术或文化艺术的民族性的问题也必须随着国人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再次回到文化艺术研究的话语中心。 再次，近年来，所谓的“世界一体化”的说法颇为流行，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字眼。的确，从经济运行体制、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层面看，今日的世界确实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走向一体化的趋向。然而，在文化、艺术的领域，精神生产的领域，精神的、形而上的层面，世界也正在走向一体化吗？不能否认，不少人正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他们意识中的“一体化”又与“同一化”、“趋同化”的含义难以区分开来，似乎“地球村时代”人类的文化艺术也将趋于“大同”了。然而，作为人类最富个性色彩、随机性变化和创造精神的文化、艺术的领域，果真会走向人类一体化吗？假如真的存在一种一体化、同一化的趋势，那么，这究竟是一种值得欢迎和赞美的方向呢，还是一种值得忧虑和遏制的趋向呢？当一种过于膨胀的社会性、群体性的规范、要求成为一种束缚、制约人们的异己力量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高扬起“个性”的旗帜，以作为前者的“解毒剂”。对于文化艺术上趋于膨胀的世界一体化、人类同一化的要求，人们是否也会高扬起“民族性”的旗帜，以作为对于那种一体化、同一化要求的“解毒剂”呢？须知，民族性对于个人性、个体性的“个性”而言，意味着共性和一般，但对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共性、一般性而言，它又是生动具体丰富复杂的个性的体现。关于这种民族性与一体化、趋同化的关系的思考，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热切的关注和思考。 二 作为一名艺术学研究者，我对于民族艺术问题最为关心的还是在今日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中，是否有可能、是否有必要建立一门可称之为“民族艺术学”的艺术学分支学科，如果有必要，又该如何来建构这样一个学科？ 在我看来，关于是否可能、是否必要建立“民族艺术学”这一艺术学分支学科的问题，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民族”这一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对于人类、对于人的社会与历史的存在的本质与形式而言，从来都是一个不可或缺、极为重要的概念。诚如张岱年先生等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既然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生活的自然结果，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前提和条件。”（注：张岱年、程宜久《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122页。）“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注：张岱年、程宜久《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122页。）既然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的，人的文化——当然也包括艺术，是以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形式存在的，那么，以“民族艺术”或“艺术的民族性”作为核心的概念和思考的中心来建立一门“民族艺术学”，便是顺理成章而不是多余的事情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是否应该而在于应该如何来建立“民族艺术学”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