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81年的《作者身份诸理论》的导言中，约翰·考菲(John Caughie)认为，“对作者作为文本来源和中心观念的挑战……在当代批评和美学理论中一直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考菲指出，二十世纪后期的批评和理论正是“在这个挑战中建立起来的，恰如19-20世纪的诸多哲学是通过对上帝中心地位的挑战得以建立一样”①。然而近年来，事情变得很清楚，这个挑战已经不如先前那般重要。与其说60年代后期由巴尔特和福柯发动的对作者的批评摆脱了作者在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如说事实上加固了作者问题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解释中的地位。 一旦你开始审视作者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在当代西方文学文化中无所不在。在十八世纪中叶，萨缪尔·约翰生和爱德华·扬格曾经不约而同地宣布他们处于“作者的时代”②，同样地，也许更为准确地说，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当代文化似乎对文学传记乐此不疲，报纸和电视对知名作家的访谈就是例证。由经典文本改编的电影被“冠”以原作者的名字（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96]、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994]），与此同时，大学文学课程也围绕着单个作家的作品组织教学。即使宣称对情绪化的人文主义无法忍受的后现代主义，在取悦作者的本质主义方面却依然如故——或者也许——事实上仍然关注并痴迷于作者的影响和作者身份：人们只要想想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1962)、约翰·福尔赛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吉尔伯特·阿戴③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1992)、大卫·埃格斯④的《怪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2000)、塞尔曼·拉什迪⑤的《愤怒》(Fury,2001)，或者其他一些小说近作就可以了。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考察以职业的或学院化的文学批评面目出现的无所不在的作者在场和作者生成“机制”⑥，并指出在范围广泛的文学期刊和报刊评论的公共领域，作者仍然处于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批评实践的中心。然后，我将考察一个具体的例证——特德·休斯⑦的《生日信札》(Birthday Letters,1998)，以便更细致地说明欧洲文化中的作者中心论与文学问题及批评家谈论文学时的问题的关系。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文的最后部分，我试图在更一般的文学理论层面，和与雅克·德里达著作提出的两个与文学及作者属性有关的观点的语境中阐明这一点。 一、对作者的再考察 我不无主观地从2003年8月1日那一周开始出版的报刊文章中选择三篇进行我的讨论。第一篇是爱德华·赛义德发表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该文是为纪念《东方主义》发表二十五周年而作的，在那部著作中，赛义德开创性地审视了西方文化中东方的建构方式。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赛义德思考了《东方主义》从面世以来的接受过程，并简要阐明了他作为一个“以文学为研究领域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立场。他解释说，作为一个比较文学专家，他的学术训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十世纪中叶欧洲伟大的语文学家埃里克·奥巴赫、利奥·施皮策、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⑧，在这么做的时候，赛义德明确地把他的新式语文研究法与对作者的某种同情或认同相联系。赛义德解释说，“奥巴赫和其前辈谈论并躬行实践的语文学理解的基本要求，是同情并主观地进入被视为起源于时代和作者的书写文本。”因此，赛义德继续写道，“解释者的心灵努力为‘他者’腾出一块地盘。”赛义德宣称，这个为他者腾出的地盘是“解释者霰弹最主要的靶的。”⑨对于赛义德来说，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关注这个他者，即作者。 我的第二个例子采自邑邑拉·埃维莱特(Barbara Everett)最近发表在《伦敦书评》(Dm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两篇文章中的段落——一是柯勒律治的笔记，一是他的诗歌的学术版。与其说芭芭拉·埃维莱特对自己批评实践做出评论，不如说她对当代文化发表了更为一般性的看法。“这是一个传记的时代，而不是诗歌的时代”，埃维莱特宣称，人们对柯勒律治新版笔记的偏爱典型地表现了对“日常生存”(daily existence)的兴趣，她认为，这表明了人们喜爱“此时此刻的文化”更甚于“正式的艺术”诸如诗歌所引发的“精英主义”问题。埃维莱特进一步指出，读者被诗歌所吸引并产生兴趣其实是从属于对传记的兴趣，而这个兴趣就是对作者生平的兴趣。她说，柯勒律治使读者感兴趣的那些诗歌都是容易记忆的，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诗人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与伤感，集私人性与公共性于一体。”正如她指出的，柯勒律治三首伟大的梦幻诗歌——《忽必烈汗》、《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的成功，是因为它们能“像箭一样射向创造性的记忆”，与一种非个人化经验的个性化的悖论表达有关，这种非个人化在诗歌中打下了诗人的印记，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诗人或艺术家的自我以变形的方式进入诗歌或艺术。埃维莱特认为，通过对司各特爵士的影响，柯勒律治的诗歌已经对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英国小说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做到这一点与诗歌和小说能在“个体不安的经验”中表达“文化的历史”⑩有关系。根据埃维莱特的看法，这种对作者中心论的迷恋仍然是当代文学文化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