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 杜书瀛 何西来 刘心武 邵燕祥 钱竞 白烨 主持者 何西来 时间 1995年7月15日 地点 北戴河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也有负面的文化效应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市场经济在给人们精神世界带来许多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负面的效应。 有人说，市场经济“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5月）。这话一针见血。 但须细致辨析。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利己和贪欲向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总是和恶联系在一起。孟子和荀子，一个主张性善，一个主张性恶，尖锐对立；他们对人性本来状态是恶是善的看法截然相反，而对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并无冲突。好利、好声、好色、好味，他们都视为恶；仁义礼智，他们都视为善。今天人们的善恶观念与古人相比当然有所不同。对于人的合理的利己行为和正常的欲望的满足，并不能笼统认为就是恶；但是利己一旦以损人为前提，欲望的满足一旦造成社会的危害，则必然是“恶”无疑。所以，“利”和“欲”要有一个限度，过了那个“度”才构成恶。这个原则大概对外国人也适用。应该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对“利”和“欲”的追求，并以此为杠杆刺激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利”和“欲”是价值中性状态，不善不恶，不好不坏。 问题就在于那个“度”不好掌握，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难题。各种道德规范的确立，各种法律条文的制定，就是为了保持那个“度”。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那个“度”更是难于把握。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有的破了，有的部分破了，有的完全未破；有的立了，有的部分立了，有的完全未立。冲破旧的规范相对容易一些，建立和形成新的规范却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更难。这也是造成目前社会上“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利，需要在两个人以上的群体中才能获得。欲，只表明个人的需要。好像不应对“利”这么客气。 杜：我认为“利”也是中性的。个人的合理的利益不能取消。但不能过“度”。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合理利己主义。 杜：利和欲在过度膨胀时，会借市场经济的各种条件给社会造成危害，给精神世界带来负面效应，都是不可轻视的现象。其一，利的过度膨胀，导致唯利主义和拜金主义。许多人往往把追逐利润的原则比经济活动领域扩大到政治、文化、教育、科研，以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家庭、爱情等各个角落，以求利作为人生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原则，使求利成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根本目的，把人变成唯利是图之辈。似乎除了求利，人生再没有价值可求。另外，与唯利主义相联系，把金钱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捞钱，人生乐趣就是捞钱。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顾廉耻，不要人格。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可使鬼推磨，即典型的金钱拜物教。其二，欲的过度膨胀，导致物欲横流。欲也是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杠杆之一。满足人的正常情欲需求，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欲失去了理性的制约和调节，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乱跑乱闯。人变成物欲的奴隶，变成情欲的奴隶。纵欲享乐之风盛行，精神世界就会日益贫乏。其三，工具理性过度膨胀，造成人的物化，人为物所役。 钱竞（以下简称“钱”）：吸收了西方的一个概念，所谓“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工具理性高度发展起来。有一利常常也有一弊。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技术专制，工具理性升值，人文理性、伦理理性贬值。人变成技术的奴隶，人变成物的奴隶，最后人也变成物的一部分。 其四，个性原则的过度膨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造成个人与群体及社会关系的失衡，危及社会的整个利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所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关系。传统中国社会偏重于以群体消融个性、压倒个性，使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这是其重大的弊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个体原则，张扬个性，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广阔的自由空间，当然这是对以往只讲群体的匡正。但是个性原则失去了群体的节制，就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导致只要个体不讲群体的另一种失衡。一些人只顾个人利益，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甚至不惜损人利己，也成了习以为常的现象。人与人普遍地隔膜冷淡，难以沟通。 因此，如何调节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防止个体原则无限膨胀，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上海的朋友们提出人文精神问题，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们确实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但他们有片面性，对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看得少，看得不足，或者不看，于是觉得世界不得了了，于是“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沦丧”“整个精神素质降低”，于是竭力高扬人文精神。这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 人文精神讨论的缘起与分野 白烨（以下简称“白”）：目前正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是针对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产生的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而提出来的。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晓明和几个年轻学人，他们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体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1993年冬，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上讲到文学的处境时，有人认为现在通俗文学盛极一时，严肃文学处境艰难，理论批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也讲到了人文精神问题。 半年后， 1994年《读书》杂志三月号再次提出人文精神问题。这时，主要的参加者是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青年教师，包括王晓明，张汝伦，陈思和等。他们的确看到了问题，有感而发，但比较焦虑，比较悲观。对市场经济在文化文学领域里造成的不良影响看得较多。当时，商业运作介入文学，《废都》正在广泛销行，这成为他们感慨人文精神失落的事例之一。上海的这些批评家有一种失落感，即文化文学愈来愈失去轰动效应，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因而也失去了功能效应，文学批评自然也不再受很多人的关注走向了边缘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