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西方的一种时髦的文化思潮， 近三十年在西方整个文化艺术界以独特的文化策略和价值颠覆产生了惊人的话语转型。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以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为标志，一扫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重新生产出一套新词汇和新句法，彻底否弃传统的艺术语言和叙事规则，使得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 一、后现代文化批评流变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严格地说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起步的。尽管八十年代初已有零散的译介或译介文字，但大多作为现代主义之一脉去看待。 1985 年， 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Jameson）到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讲座， 并于1986年在陕西师大出版了该书（唐小兵译），这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其后，一批学者在文化讨论中逐渐将视野从“五四”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转到世纪末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现代化与心性价值之争上。于是，后现代主义问题凸显出来，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转型，一些学者开始潜心译介西方后现代大师对当代文化精辟论述的篇什，出版了佛克马编《走向后现代主义》（91年），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92年），哈桑著《后现代的转折》（93年，刘象愚译）。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推出他们研究后现代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新著：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92 年）、 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93年）、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93年）、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93年）、王宁著《多元并生的时代》（93年）、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94年），赵祖谟主编《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三本，94年），以及95年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四本）。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也刊发讨论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如《中国社会科学》（95 年第1期），《文艺研究》（93年第1期）等。 而全国报刊几年内发表讨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批评的论文约300余篇。另外，全国哲学界、 文学批评界先后召开后现代讨论会，如93年在北大召开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94年在西安召开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等。据此，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中国确乎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并与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差异。也许，清晰把握这种差异使人可以窥其未来发展的动向。 二、后现代文化批评的转型 受西方后现代影响，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文学本文（text）大致可以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为其代表。当然，这些作家确实在语言上、叙事结构上、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语言错位，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的倾向，颇类西方后现代本文，但总体上看，仍可以看到其模仿和拼接的缝隙。所以，这类本文可以称为“类后现代本文”，因其中往往还杂有某些非后现代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作品的先锋性和复杂性，加之理论界和批评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敏感性和学术潜能，因此，在变化不定的作品面前，批评家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了批评错位和观念陈旧的尴尬。进入九十年代，当理论界养精蓄锐，批评界也获得后现代的批评方略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崛起，将先锋作家们冲得七零八落，大众不再向后现代式的“精英”作家脱帽，而是转过身去，在肉身化的大众艺术和媚俗小说中感到“床”的沉重，而将拥有“牛刀”的批评家凉在一边，无“鸡”可杀。于是，部分批评家迅速与大众文化联姻，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丧失了后现代式的批判否定精神，而玩着欢欣的“游戏”。后现代主义原初具有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如今同中国市民趣味相融合，而成为一种贫乏生活的时髦点缀，正如在西方摧枯拉朽的前卫性重金属摇滚，在这片黄土地上却不期然地变成成千上万老太太的“健身操”伴音一样。 但是，仍有一批真诚的文化思想家和批评家在关注后现代批评转型问题，并通过对伪理想的拒斥，对虚假乌托邦的颠覆，对僵化的意识中心话语的消解，而开出一片思想的自由境界，从而促进并完成了文化批评的转型。 首先，是写作观的转型。同八十年代相比，后现代写作观成功地扭转了写作中长期硬化成结的国家话语，使国家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使代神代政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从而阻死了那种借人民、历史、集体的名义，去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并进而为独断、专制和思想控制留下空间的做法。这一后现代写作的革命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转型也付出了代价：当作家不再写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时，他就退到小我的身体写作和所谓“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在无判定，无价值归宿，无理想色彩的写作中，写作者终于感到只写个人的琐屑生活和感受使得自己阻断了历史参照系和人性的沟通，当脚下的井挖空只剩下欲望时，不仅世界的变形和流动再难把握，而且作为历史弃儿的话语编织物的“自我”也再不可能正常确立。这种文学完全斩断了社会现实的活生生联系，而一味沉醉在自我玩弄的感受感觉之中。这种跟着感觉走的感觉使笔头失去思想的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万花筒。在话语膨胀中，作家以或朦胧，或调侃、或低语，或直白的语言向传统信仰和主题开战，但同样也因虚无而最终导致写作的无聊。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必得在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身体欲望写作之间，作硬性的二元对立划分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什么多元论者反倒迷失在一元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