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理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曾经对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代西方文论毕竟是针对当代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艺实践的理论,倘若不顾中西文学的差异以及我国文学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独特性,盲目崇拜西方文论,强制性地用当代西方文论分析中国作品,就会得出错误甚至可笑的结论。西方文论当然是一种理论,但对于中国而言,它只能是发展我们自己理论的学术资源,是一种知识性存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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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4-0001-05

      近几年,理论界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多了起来,尤其是张江《强制阐释论》的发表,更是将这种反思或批判推到了理论讨论的前沿上来。究竟该如何看待当代西方文论及其理论方法在我国文艺评论中的实践价值,以及它对我国未来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将起到的作用,这些都是理论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知识还是一种理论”为题,对这一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当然,在论述之前,必须先要说明一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当代西方文论是知识还是理论?倘若站在西方的学术立场上,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它就是理论。然而,倘若站在中国学术的本土立场上看,问题似乎就没有这么简单。

      一、当代西方文论的引入及其后果

      当代西方文论是针对当代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艺实践的理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之所以会被大量地译介进来,并在我国形成狂热追捧与研究的局面,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艺理论的曲折发展是分不开的,笔者曾在《对引入和接受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反思》一文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该文中,笔者将新时期之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当代文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这是中国百年来遭受曲折屈辱,文化长期处于弱势,试图走出自身文化低谷的必然选择”,是“文革”之后“中国学者摆脱我国原有文艺理论单一僵化模式的热情使然”,“如果说80年代我们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引介研究是我国理论界的一次理论自觉,那么9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西方当代文论仍然能够持续得到学界的关注则主要是基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文化消费主义的积极推进”。[1]

      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频繁的战乱与外敌的入侵,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力,都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打击。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投入,然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创造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这不仅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摈弃与否定,而且也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对外来文化的一概拒绝和排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摈弃与否定,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对外来文化的一概拒绝与排斥,则无疑引发了新时期之初对西方文化的又一次热情的拥抱与学习。到90年代之后,电信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连在了一起,依靠技术上的优势,西方文化再次得以强势推进,迅速将我们引向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模仿与学习西方,成为许多人的人生追求。正是在这种多重原因的裹挟下,当代西方文论也就乘兴而入,引发了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过去讲“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现在我们不说“制夷”了,讲和平,但费了很大工夫将西方的东西引进来,至少还是希望它能够“为我所用”的。新时期之初,大量西方文论的引入,其初衷恐怕也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存在的文艺痼疾与问题,事实上当时西方文论也确实为我们走出过去“极左”文艺思潮的阴霾提供了思想武器。然而,西方文论后来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今天在学术界,除了现代、后现代、新批评、心理分析、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理论等等这些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外,似乎大家不知有他物。如果有谁能对当代西方文论各家各派如数家珍,侃侃而谈,那他就一定会贏得学界的普遍尊重;如果有谁对当代西方文论一无所知,或者表示出不屑,那他就一定会首先遭到不屑与质疑。退一步讲就是,懂西方的不一定有学问,但不懂西方的肯定没有学问。不仅如此,来自西方的当代文论或分析方法,很多都被直接用于解读或评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甚至还带动了不少作家在创作上做出新的尝试。然而,当代西方文论的引入,为人所诟病的恰恰也正是这一些。它所造成的理论界的乱象就是疯狂引介,一知半解,几乎全是夹生饭;而批评界的乱象则在于随意套用,聱牙佶屈,硬性解读中国作品。张江在2014年发表的《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了“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2]这一观点,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对于作品文本的强制阐释这一问题,但就“强制阐释”这一术语本身,倘若用在中国学者以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作品进行批评分析与理论解读上,恐怕也是非常合适的。

      文学作品都有其本土创作的特性。作品的构成一般来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二是文学性。文化性就是作品的本土特性,这一特性意味着只有本地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的全部内容,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与观点。本土特性表现为作品的地域风格或民族风格,是一个地域或民族长期的历史积累所形成的,对于外部地域或其他民族而言,本土特性具有难以交流与理解的一面。文学性则主要指作品的艺术特性,文学与绘画、美术、音乐等以线条、符号为主的艺术门类不同,其语言为本的特征,使它较之这些艺术门类而言,更难为不操持这一语言的人所接受或领悟。人们常常可以在没有任何绘画知识的前提下,去欣赏另一个民族的绘画,但一个有着语言隔阂的人,却根本无法明白一部用他国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语言不仅表现出很强的本土特性,而且在表达与艺术创作方法上也要受到文化特性的制约,而这一点对于没有多种语言优势的中国理论家而言,尤其表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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