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5-0106-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5.016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话语转型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萨特热”到“弗洛伊德热”、从“手稿热”到“尼采热”、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拒绝阐释”到“理论之后”，从文论的审美自觉到文化转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每一次重要转型背后，都有着西方文论引入而带来的思想震颤。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离不开西方文论影响这一重要背景。那么，当我们讨论西方文论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在《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中，作者区分了“西方文论”的广狭二义，并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中国建构正是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同步进行的。在《从文学终结论反思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一文中，作者检讨了中国学者参与西方文论议题“文学终结论”的过程，指出在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时，存在着诸多误读，并认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的问题。在《西方文论范式的异质性问题——兼及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一文中，作者指出，西方文论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内部充满矛盾和异质性的话语场，加之对具有历时性发展的西方文论采取了共时性译介和引进的方式，导致在中国文论建设中无法消化。如何处理和化解西方文论的异质性，成为摆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前面的重要问题。 当我们谈论“西方文论”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但却被无意中忽略掉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西方”是一个相对于“东方”而言的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概念，所谓“西方文论”其实是基于“东方”立场和视角所建构的“关于西方的观念”。当然，现在西方学者也会自称“我们西方”云云，正表明这种被建构的“西方”也成为西方学者自我确认的标识。因此，严格来讲，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原生态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而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中国学者进行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既然“西方”是在“东方”语境中形成的，那么，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界在何种语境中指称“西方文论”也变得相当重要了。“西方文论”在中文语境中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西方文论”泛指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这属于知识论的描述，它强调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论知识的研究对象，其“内容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为主，兼及哲学、美学、艺术评论等”，并“以时代、流派为经，国别、作家为纬”来呈现其形态；①而狭义的“西方文论”，则特指真正构成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发生影响的，20世纪以来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为主体的文艺理论思潮。诸如“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引进与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关于西方文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等等，用以全称判断的“西方文论”往往是特指20世纪以来的西方批评理论，有时也会以“当代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等限定词来描述。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伍蠡甫的《西方文论选》。该教材于1964年份上下两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自古代至十八世纪，下卷为十九世纪”。②1979年，它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时，仍然保留了这一体系，并没有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包含进来。直到1983年和1984年，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和《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时，才正式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纳入视野。因为构成20世纪西方文论主体的正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它们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拒绝的位置，至多以“灰皮书”的形式“供批判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西学新潮大量涌入时，占绝对主体的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文论话语先后经历了“萨特热”、“手稿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结构主义热”、“现代主义热”、“后现代主义热”等等此起彼伏的接受历程，其中译介最多的，当属20世纪西方文论；每当出现“理论疲劳”，被黄子平调侃为“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被王蒙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被曹顺庆痛斥“文论失语症”时，“20世纪西方文论”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批判的对象。因为狭义的西方文论背后有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这一问题意识，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知识形态的方式来研究，而应该将之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他者”来重新认识。只有确立了这一观察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中西文论思潮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内部，来反思“20世纪西方文论”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视角出发，“20世纪西方文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存在巨大差异、有着多个层面、多个面向的复杂形态——它既是一个有待认识和了解的客观的知识形态，也是一个经过接触获得认识，甚至是理解的变形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观念”。 作为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的“20世纪西方文论”有一个明确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它正好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与建构同步进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 伍蠡甫的“西方文论”教材编撰建构了中国最早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对象有：移情论(里普斯)、唯美主义(佩特)、象征主义(瓦莱利)、神秘主义(梅特林克、叶芝)、未来主义(马里内蒂和博乔尼、马雅可夫斯基)、直觉主义(柏格森)、意识流小说派(詹姆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表现主义(埃德施米特、布莱希特、里尔克)、超现实主义(布列东)、新托马斯主义(马利丹)、存在主义(萨特)、实用主义(杜威)、新人文主义(白壁德)、意象派(庞德)、新批评派(艾略特)、语义学派(瑞恰兹)、新小说派(罗伯-葛利叶)、结构主义(弗拉亥)、荒诞派戏剧(尤奈斯库、埃斯林)。不难发现，移情论、直觉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实用主义、新人文主义来源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精神分析学派、新批评派、语义学派、结构主义则是典型的批评理论。除此之外，剩下所有的其实都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相当于创作理论。本教材所列20个思潮中，属于创作思潮的占了11个，美学思潮的有5个，批评理论的有4个。批评理论中，新批评和语义学派在此后被归并为“英美新批评”，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有3个属于批评理论。与此同时，伍蠡甫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开始有部分涉及20世纪西方文论了，主要包括：弗洛伊德、里普斯、马雅可夫斯基、庞德、瑞恰兹、杜威、艾略特、荣格、克罗齐和罗曼·罗兰。10个思潮中，5个属于哲学美学，3个属于创作理论，2个为批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