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时代，文学怎样焕发更大的活力，一直是文学界反复思索的问题。我感到，尽管今天的文学不再轰轰烈烈，但它始终在运动中前进着，局部的创新和进展从未间断，可是，就总体而言，文学似未扭转被动状态，文学本身的转变也主要在外力的催动下进行。突出的感觉是：处在转型期的文学，尚未充分意识到并利用转型社会提供的广大舞台和丰富资源，文学的热衷之点与社会的精神需求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甚至一些重大的时代精神问题和现实矛盾，未能进入作家的视野，文学缺乏积极干预现实影响时代的主动姿态。本来，文学应该具有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超前性。没有强烈精神追求和深刻的价值支撑的文学，不可能是有力量的文学，但现在看来，文学对时代精神生活的关切程度，人文精神的发扬程度，均显得不足。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甚为复杂，文学的自我强化过程也是漫长的，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深加思索：原先的某些认识有无偏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长活力的根本途径何在？ 前些年，文学界盛行着一种提法，叫做“回到自身”，或“回到文学本身”、“回归文学家园”，至今这提法沿用不衰，仍被重复着，好像无可置疑，其实这是很可怀疑的。“回到自身”的提出是因为曾经丧失了自身，对于无视文学自身规律，把文学当作某种政治宣传的工具和观念的图解的僵化的文学观来说，这种提法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在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性，不再沦为附庸物上，功不可没。其实，从一开始对于“回到自身”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回到自身就是回到文学的规律上来，另一种理解则“纯粹”得多，“自身”主要指文体、语言、叙述、方法等形式层面的东西——当然，文学变革太多从形式革新入手，这样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对。无论何种理解，在当时，这一提法确实含有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然而，“回到自身”的提法，终究不大经得起推敲。首先，问题在于，什么是“文学本身”？文学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回归的“家”？好像中外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任何状态，都很难说就是“本身”，就是“家”。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多年来，我们借鉴域外的各种观念方法，我们提出形形色色的口号，做各种各样的试验，据说都是为了“回家”，每次好像快赶到了，“家”又漂移了，幻想而已。文学好比飞动的箭，无法将其固置于某一时空状态，它永远处在否定之否定的变形过程中，倘若硬要认定何处是“家”，不过是回到牢笼罢了。第二，把文学的目标定位在“回到自身”上，很容易产生隔离效应，只靠自身累积的热量存活，无形中切断了来自生活的新鲜水源和营养，淡化了社会历史的含蕴。第三，把“回到自身”当成终极目标，据说是由目的论回到了本体论，其实是束缚了文学的功能，因为文学要发展，就既需要不断“回归”，更需要不断“出走”，不“回归”无以保持独立品格，不“出走”则无法发挥它在时代生活中的特殊功能。所谓“出走”，就是不断涵纳新的时代内容。任何文学变革要形成气候，最终还得看它与新的时代契合的程度。 近年来文学的发展变化，使人们恍然发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即使是文学的纯粹论者或总喜欢就文学言文学的人，也强烈意识到，文学完善自身的革新不可能脱离社会进程而单独进行。就拿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的事实而言，诚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性，精神性才是它的本质，非一般商品可比，但是，当它们以物化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不计工本的时候，它们又确实是商品，市场价值和读者的购买选择毕竟影响着它的现实价值。文学进入了市场，对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决不可低估，它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审美形态乃至题材和体裁的热点，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近年来大众通俗文化压倒高雅文化的总趋势，也与这一背景关系密切。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该怎样强化自身，有力地发挥它无可替代的功能呢？仅仅满足于“回到自身”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在市场经济背景、时代精神要求、文学自身规律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开拓自己的空间和道路。文学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它又决非市场之附庸，生活现象之附庸，它理应扬厉自身强烈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不会凭空而来，它只能来自于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我们目前的创作，不能说题材不丰富，也不能说方法和个性不多样，甚至也不能说多么不贴近现实，根本问题还在于对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回答不力，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比如，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人们，难以摆脱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因而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寻求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寓所，就变得愈益迫切，这也就给文学提出了精神建构的新使命，可是，文学对此却显得缺乏激情，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畏于评价，大多满足于现象的描摹。再如，从计划经济走进市场经济风雨中的人们，承受着“社会断乳”带来的风险，对于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文学在总体上也还缺乏富有现代意识的把握和富于声色的描绘。我们强调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并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而是强调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思考和揭示。 文学作品是作家艰苦精神劳动的产物，作为生活与艺术之间创造性的中介，作家的状态决定着文学的状态，作家的活力决定着文学的活力，整个80年代，作家们成功地担当了社会心理的代言人和生活意义诠释者的角色，但是，面对今天变得更加复杂和陌生的时代，作家们常感到对原先的角色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人们常说的，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先生到学生的微妙变化。如果这样的概括不算夸张的话，那正好反映了原有平衡的打破和时代对创作主体的新要求。作家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也处在转型时期，也一样经受着文化失重的困扰和价值抉择的困惑，问题在于怎样应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传统，作家自不例外，遇上大转型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的反应是，相对脱离物欲膨胀的外部世界，尽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窠臼里，调适自身，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态度不失为一种精神坚守，但同时不免与世俗生活隔膜。也许它有利于某种封闭式的思考和写作，但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则可造成脱节，失去活力，对生活作不出有力回应的症状。文学要突破，要铸造新的社会形象，只能采取开放，吸纳，“出走”，努力体验新世界的姿态；近年来，一些作家主动地、全身心地深入到尚难把握的新旧交织的现实，亲知亲历，充分关怀和体验，已经创作出一批鲜活的新作，已经提供出大量新人物、新感觉、新思路。不过，就当今素材资源的空前丰富性来说，已开发的也许只是极小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