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瘦马 被访人：王彬彬 采访时间：1995年12月12日晚7∶45 王彬彬个人档案：1962年出生，安徽人，78年考入洛阳外语学院，主修日语；8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获文学博士学位，现职南京军区创作室，按世俗的眼光，他的出名应归于近期文坛上的“二王之争” 大陆文坛最近露了些活气，纵然是吃了洋参丸之类的补药，毕竟能够开口说些话了，但这一开口不要紧，言辞之间竟透着耸人听闻的味道。非但圈内人听着来神，门外的看客也跟着起哄了。 关于王蒙王彬彬之间的争鸣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一二，由于事不关己就不想当真。某日在报社做差的朋友打来长途想让我找王彬彬探探虚实。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离看客为时不远了。囿于手头资料的缺乏，文章一直未能做成。 等到11月份“西方电影与当代中国电影”研讨会在宁召开期间碰到《钟山》杂志的王干时，我又知道敢和王蒙较劲的人原来是咱们金陵城里暗伏已久的“快枪手”（王干给别人封头衔似有“立等可取”的功夫），王干推销同行的热情甚高并答应给我王彬彬的电话号码，与王彬彬通了电话，他说夫人刚生了一女，整天来往于医院与家中，忙得一团糟，过了数日我又打去电话，他答应约个时间聊聊，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采访录。（注：以下“瘦马”简称“瘦”；“王彬彬”称“王”，否则有捞取稿费之嫌） 瘦：你在单位有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平时的时间宽裕吗？主要写评论文章吗？ 王：只要出一定的学术成果就可以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还挺多，不过最近很学术的东西写得少，杂文随笔等短的东西不会放弃，它们的价值是别的东西所取代不了的。 瘦：这是一种市民化的需要。 王：这大概不能说是市民文化吧，比如杂文。 瘦：关于“二王之争”，我手头的资料不多，也只是听说，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大约是去年我在《文艺争鸣》上发了篇文章…… 瘦：事情是不是主要围绕你的那个“说法”？ 王：是的，我提出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说法。 瘦：当时你是基于什么动机呢？ 王：这个感觉由来已久，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创作心理层面，可以说是个“创作心理学”的概念；另一个涉及到文化人格的层面。从“创作心理学”的层面看，我说的“过于聪明”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聪明”，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形而下的东西过于发达，生存手段技巧过于发达生存智慧过于发达，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情势就会受到压制，艺术创作总需要创作者天真一些，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天真就没有艺术。 瘦：但是我听说有评论家认为，你的这种看法是因为没有对王蒙这批作家经历的切身体验，他们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人，他们对自我的保护应该得到理解。 王：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能不能被理解是一回事，至于他们具有了这样一种聪明对文学创作的不利是另一回事，比如说这筐桔子烂了不好吃，我仅仅指出桔子烂了不好吃。 瘦：指出的一种带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命题。 王：对的。 瘦：萧乾先生好象也站出来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王：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中点到了他。他在1994年的《中国青年》上发了一篇文章举了文联在批判胡风时的一个例子：美学家吕荧曾站出来为胡风说话，后来遭遇就很惨马上被押进监狱，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萧乾就以此作为例子告诫年轻人：人有时候不要过于讲真话。他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不可以理解是另一回事。从一个文化人格的角度讲就不合理。在那场胡风运动中如果完全没有象吕荧这样的人我们的民族会是多么可悲，正是有了他，才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保持住了一点良知。 瘦：你的这篇文章刊出后在学术界引发的震荡很快又在媒体那里产生了炒作效应，本来正常的文化批评硬要被冠之“二王之争”这样带有明显耸人听闻的符号，你个人对此有何看法？ 王：这是传媒的特性，所以我从来不掺合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从不使用“二王之争”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不准确的，就包括你今晚来跟我聊聊，如果非要付诸文字。…… 瘦：不要提这件事…… 王：提是可以的，但希望不要用采访记的方式。 瘦：从个人偏好上讲我也讨厌那种做法，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可能有些生疏。 王：在你之前有很多人来我都拒绝了。 瘦：你回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愿被媒体介入被观照？ 王：新闻界要介入毕竟是新闻界的事，我个人无法阻止。很多事情媒体一做就可能歪曲事情的本质，大多数媒体不可能真正进入事情的核心。 瘦：传媒总在讨好它的受众。 王：对。 瘦：前段时间我跟南京的一些人文学者教授做了一些交流，感觉他们对流行媒体比较敬而远之。他们似乎有种顾虑：自己是做学术研究的，如果经常在些街头小报上抛头露面会被同行低视，我说这个时代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价值上讲有些偏颇。 王：这个可以理解，比如你使用了一个“小报”的概念，“小报”这类东西确是针对一个市民阶层，事情一旦变成他们的文字，就成了一种文化快餐式的东西，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问题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有些问题牵涉到一个学者作家文化人内心最隐秘最圣洁的一点东西。你把它拿出来就会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