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以来，文艺理论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确立与发展，也有了不少进展。进展并非突然而至，有其必然性，但一般人没有料到会来得这样快。物极必反。“拨乱反正”就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潮了。 在文艺界历次首当其冲的批判以至残酷斗争中，反反复复，早就存在着理论观点的各种分歧于其间，如：规律与反规律，学术与反学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共性与个性，文艺的特性与一味政治传声筒，人性、民族性与阶级性，民主、自由、独立思考与文化专制，真善美与独断的“正确”，为艺术而艺术、无用之用的作用，特别是，文艺工作是否都应按照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三突出原则”，“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要求来进行，文艺工作者是否一味做“驯服工具”、“啦啦队”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才真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增强综合国力，凝聚人民的作用？还要不要反映和表现生活的真相、人民的真情？还要不要批判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革命初告胜利后还要不要保持过去曾有的那种不断探索奋进的精神？诸如这些问题实际就是意见分歧中的症结。现在事隔数十年，已可清楚证明意见分歧不过都是学术研究范围里的事，而且提出不同意见者不但动机很好，如经充分讨论，必能改善领导，加强团结，有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仅仅因为极“左”成了主宰一切的潮流，“一言堂”所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所提“百家争鸣”从未实行，却把学术问题看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问题，给五十多万真诚好心的知识分子雷霆万钧地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之类帽子，好端端一个喜人的黎明之世就开始下滑，终于陷入十年“文革”黑暗悲惨的谷底。“文革”中出现的许多丑事，诸如“请宝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最高指示不过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造神运动的权术层出不穷，成为风行一时，不可违抗的“真理”，实足是“封建主义大山”又回来了且还更严酷的表现。不容分说，空前严密的罗网，不要谈普通老百姓，连不少“开国元勋”都未能逃脱长期监禁或惨死的厄运。“四人帮”不过是一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小丑而已。已经混乱、败坏到“民怨沸腾”的地步，一旦神像倒了，群众怎么不会万众一呼，积极奋起，一道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形势的确立，无疑是全国上下一切积极力量共同配合努力的结果。新时期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曙光。 并不是生活在本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学者特别低能。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们也历经忧患，不是完人，思想倾向也不一，尽管如此，他们以其不凡的学绩仍被公认为学术、文化界的大师，他们都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留有重要的论著。而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们，五十年代以前都有著称的成绩，而此后的他们几乎都未有超过以前的大作，政治上很受重视，创作、研究上却令人感觉失重，他们当年的锋芒、勇气、才能为何反见衰减了呢？他们遵命办事，在历次文艺界的批判斗争运动中，虽未必心甘情愿，毕竟也曾冲在前面，伤害过同志，增加了运动的声势。同时，一时的重名，对曾作出过不少贡献的他们自己，究竟得到的是什么，失掉的又是什么？谈不到荣华富贵，这是他们与封建高官滑吏迥然不同之点，但不能自持已成习惯。现在许多人已知道，茅盾内心苦痛，忧虑很多；曹禺随俗浮沉，悟到“听吩咐”太多，不少写作计划无力完成；郭沫若死后仍要魂归大寨，知己之恩未舍，“文革”开始时不能不带头表态，声称自己所写的一切都应烧掉，不可能是由衷之言，他变化太快，随时太多，或者也有他的苦恼。在那疯狂的时代，他们的性格同被扭曲，不惜伤害同类，“江郎才尽”，身不由己。他们失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都未得尽抒其才。陈寅恪过去只在部分年长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中深受敬重，他在“文革”中也饱受批评打击而逝。他现在终获大名于文化学术界中，且也不是由于他的观念全被首肯，而是由于他始终坚持住了学者应有的信念、风骨。岁寒，始知松柏之后凋乎？ 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冯雪峰、胡风、周扬三位素为大家所熟知。都是要求革命、以阶级斗争思想为理论核心、五十年代初为进步理论研究者尊为前锋的理论家。或以为既然都坚信马列主义，就不会有什么严重分歧，成为主流之后，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矛盾，犯什么大错。事实上他们之间理论上大方向、大原则并无多少出入，只在某些问题的具体理解、办法上不尽一致。冯、胡都是鲁迅的熟友。谁也也想不到五十年代中期胡风先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脑，冯在“反右”中也突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鲁迅时“左联”领导之一周扬执行了对胡、冯两位的批判，最后竟也被打成文艺界的反动黑帮、黑线主要人物，在秦城蹲了多年监狱。现在他们三位都去世了，可说直接间接都是受害以死，未得善终。都要革命，都很咬文嚼字，想积极负起点应有的责任，可又在同一方向、原则下争执不休，又都始终未能争出什么新的究竟，搞出个大师辈出、精品纷呈的光景来。但见他们都曾有过自信，掌握着真理的年代，却一个接一个杀伐未休，最后连似乎多年掌有文艺界领导实权的周扬也给打倒了。以周扬署名发表的一些大文章中，实际含有一些最高权力者的语言在内，所有文章也不是他想发表就能发表的，周扬可说身在庙堂，而同样并不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无怪他在知道了即可放他出狱的讯息后，还不敢相信这是真事，而不敢贸然便出来。胡、冯、周三位早已平反昭雪，都有他们的一些历史功绩。最晚逝世的周扬幸还得于痛苦的实践基础上撰文发表悟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可又几乎再惹祸殃。他们的遗著可以存备后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是多么曲折、复杂，竟会充满着偏狭、过激与杀伐，仿佛一切矛盾、异议都非用极端机械的办法你死我活地来处理不可。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不是胖子就是瘦子。“和而不同”也不行。今后真要能闯出一条繁荣新世纪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的道路，显然还得依靠坚持不断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仁人志士们自己从实际出发来努力。 五十年代之初我们这里就严格规定了要向苏联一边倒。文艺理论涌进了大量苏联文艺理论家极为肤泛的小册子。所谓“经典”的各种片断摘录大量流行，立刻成为大家学习的根据。那些“经典”摘录的产生背景人们并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在他们文艺界的实践成果以及社会效益总听说是一派大好。苏联是“老大哥”；作品总说都真实、感人得不得了。译供我们学习的指导写作“科学”论文的诀巧就是必须大量引用马恩列斯的话，这样才最正确，最深刻，而实际这也是最容易、最保险。为何会形成这种学风？这种学风文风果即成为我们这里的风尚。这种风气直在关系变化后仍深留在我们这里，且还变本加厉，只教条内容改为自己的罢了。长期我们只能知道一些让知道的外界东西。例如对我们这里向来很宣扬的《毁灭》作者法捷耶夫之死就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才略知真相。苏联从1934年成立“作协”起，到1953年3月6日斯大林死时为止，在这段时期中，斯大林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仅在作家中就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和被流放。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56年5月中旬忽然自杀了。记得当时听到这新闻时大家极为惊讶，他是已享誉多年的革命作家，得斯大林重用，好端端怎会自杀？一段时期后才听到解释乃出于酗酒，可这样一位革命作家又怎可能酗酒而至自杀呢？现才知道法捷耶夫1946年后还升任“作协”总书记，曾忠实执行斯大林的残酷高压政策，两千多名苏联作家受到镇压，他是有不小责任的。他良知未泯，故在斯大林死后，曾主动向内务部请予赦免留在劳改营中的一些作家，还活着的人才得幸免于死。苏醒的良知未能使他因此心安理得，终以一枪自己结束了灵魂上的极端痛苦。这一枪再次为后人戳穿了苏联斯大林时代无数历史谎言中重要的一个。无疑这一澄清对人们更有说服力和深刻的警示意义。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我们这里文艺界在历次批判斗争运动中都是重灾区的事实、许多同志备受残酷迫害的事实，也会是缺乏明智“向苏联一边倒”，向“老大哥学习”的结果。而在“拨乱反正”中，似乎至今仍远未得到足够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