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收到一部新书，名曰《20世纪中国杂文史》。作者不断来信希望我“指谬”，友人来电希望尽快写一书评，且有报刊编辑把版都留好了。我翻了翻书，最后见书的扉页上还印有“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便叹了口气，把书放下了。一部有人出钱的杂文史，还能是杂文史么？唯有杂文这种奇异思维的产物，只能在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处才可自由自在。尽管作者也算朋友，但是“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对于一本通行套话，滥采伪学的“杂文史”，实在少读为好。一本让人越说越糊涂的书，何必去浪费时间呢？ 可是，前两天读梁任公，得到一段话，我马上改变了主意。那段话是这样的：“他（康熙）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收买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20） 像黄梨洲、顾亭林、万季野、全谢山那样的中国大学人，什么都可以放弃，可以不要，但是历史是不能坐失的。所以即使明知是“非我族类”的怀柔之举，也在所不惜，投入《明史》撰修之中。 和这样的祖宗相比，我算什么呢？为了真正有一本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为了不让杂文的真相、杂文史的真相被人故为曲笔，掩真出伪，阉割误写，我也当尽一份薄力才是。 于是再细读《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简称《杂文史》），开始尽我的气力，为这本混淆杂文真相，掩盖20世纪中国杂文史真相的书谈一点可能不无意义的意见。 2. 据说中国有几种文艺形式是无法对外翻译的，一个是京剧，一个是相声，还有一个就是杂文。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样好，但据说怎么翻译，也不能让老外明白其精妙。 岂但是老外，就是国人自己，好多人也是始终未把杂文弄明白。当然，老外难懂中国杂文，是因为中国杂文中的隐喻、曲笔，非彻底明了中国社会环境、政治生态不可；而一些国人不明了杂文，首先一个难题是，怎么也弄不准杂文的定义与标准。大约从延安时代起，关于杂文的标准就开始争论不休，有说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只能对敌人，不能对人民内部，所以鲁迅杂文已过时；有说杂文也可以批评的，但矛头不能向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怀着善意；有说杂文可大写赞歌，从“缺德派”变为“歌德派”的……五十多年来，争论不休，论战的结果是杂文理论书籍越来越多，够格的杂文作品和杂文家却日见枯萎。 在姚、袁《杂文史》里，作者宣布：“我们认为对杂文的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杂文史》P5） 也许，在以往的杂文标准阐述中，这一理论貌似比较进步、公正了。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杂文除了在三十年代以前有辉煌的起步与高峰，随后就每况愈下，在五六十年代全军覆没，直到八十年代才又有一丝悠悠活气，至今未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为什么？ 闭门细想，方才省悟，原来这个标准依然似是而非。照这个标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杂文，不会再有鲁迅前期的杂文。试想，这个标准中的“假恶丑”怎么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中的“假恶丑”是绝不会一样的，是耶非耶，几十年来从没有争明白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已一再证明，有时候“无产阶级”认定的“假恶丑”恰恰是真善美。杂文家因此就被迫颠倒黑白，如龚同文之流的“杂文”。 为何李贽、公安三袁、龚自珍、魏源、梁启超、鲁迅等人能写出那样的好杂文呢？就在于他们写杂文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判定杂文怎么写，他们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写独立思考之批判——杂文的本质是我手写我心的独立思想。这种独立思想，既不听命于权贵，也不是事事代表什么反对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种超越党派、团体的独立意见。它既不是为了推翻当政者，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王朝，纯粹是一种对人性、对社会的独立思考。而这种独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动活泼而区别于学术与文学的其它体裁。 在显学外独立自由地思想、批判（并非一定就是真理），冲破压制、阻碍，勇敢艺术地表达发表，这就是中国现代杂文的本质和标准。 而一切与此相反的杂谈，不论其是“缺德”与“歌德”，都只能是代圣贤立言的“新基调”，是准杂文、伪杂文。这是真假杂文的分水岭，试金石。 以此标准回顾20世纪杂文的兴衰，方可明白一点真相实情。 3. 不懂真正杂文标准，自然不可能看清真正的杂文史。 姚、袁《杂文史》共分五编：一编《从古典向现代嬗变的过渡》(1895-1917)，二编《现代杂文的创立和成熟》(1917-1937)，三编《现代杂文的全面发展》(1937-1949)，四编为《建国后杂文的挣扎和沉寂》(1949-1976)，五编《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和拓展》(1976—至今）。别的不说，仅仅是第三编，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