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2)01-0050-06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中曲折发展的。尽管留下了在世界文艺学领域听不到中国独立理论声音的深深遗憾，但是，看到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目标，即将在新世纪实现。水平所限，本文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做出整体描述，只想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出发，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做一点粗浅断想。 一、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她以最宽广的胸怀关注人生，她以最可人的材料——语言，编制满蕴着人的审美情愫的话语系统。而以之作为观照、认知和评价对象的文学批评，理应有别于其他学科而独具自身的审美规律。因为“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我们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就是要求批评者重视“文学性”这一根本，以科学的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引导、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为己任，从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力求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客观中肯的、蕴含着人生思考的审美评价。这既是对20世纪世界文学批评大趋势的回应，也是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昭示。法国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曾指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首要特征是对作品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执著的探讨”；另一特征则是“对形式、符号、技巧的热衷”[2]。这种概括尽管未必全面，但确实道出了20世纪文学批评对文学自身的关注这一“文学性”色彩。所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在经历了太多磨难和曲折以后，最终走上寻求学理化之路，的确令人欣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一定会更加辉煌。 为了寻求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创造新世纪的辉煌，首先要求文学批评者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从文学发展的现实出发，经过对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借鉴与整合，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这样，他才能以此为依据和指导，“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判断”[1]。文学批评者要营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融入个人的批评实践之中，既依赖自己学养的深厚，更需要建立在个人面对的文学实际和感悟文学的独特才情之上的理论整合与方法选择。说到底，面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审视独具特色的我国古代文论，放眼异彩纷呈的西方批评理论，批评者应当做出符合实际的取舍、融汇和整合，恰当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整个20世纪里，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一直是在“中体西学”和“中学西体”的纠缠中冲撞，在两者关系的困扰中艰难前行。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文学批评走出政治化的沼泽，以自身的独立姿态步入文坛时，由于批评者自身理论的匮乏，面对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于是，大家不由得走上了同一条捷径：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批评理论。 在短短20年内，我们几乎把西方运行了一个世纪的众多批评理论移植了个遍。起初，这些新理论也的确以其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较好地切入文学作品，弥补了过去文学批评的缺失和不足，为文坛带来了新的景象。但是，其执著于新、奇、特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反叛，也导致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这正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不少理论者指责批评“失语”与“玄奥”的重要原因。 为了走出这种困惑和尴尬，摆脱批评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形成自己独立特色的健康纯正的文学批评，一些批评家又主张回到传统，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出发，“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然而，中国传统文论批评产生、发展乃至兴旺的特定文化语境和主要对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那种零散的、感悟式的、诗性而非理性的批评话语，显然无法用以阐释当今繁复多样的文学现象。因此，要实现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及“重建”的任务，就必须正视两种现实：一是适应中国现代化改革发展和激扬着人的创造精神的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现状；二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批评在不断借鉴西方文论，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型过程中创造积淀下来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真能正视这些现实，那么，营构批评家应有的理论体系，真正有效的途径是整合，是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基础上将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可以用来阐释、批评、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很好地融合起来。 其实，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上的不少批评个案已证明，批评家自身理论体系的成功建构，还得益于一种宽广胸怀的整合和包融。20世纪初，较早自觉地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先生，就曾因简单借用叔本华、康德观点而面对中国文学实际时显出批评的尴尬。比如，他在《〈红搂梦〉评论》中，就忽视了中国文学的自身特点，简单套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中国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不存在的错误结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简单移植西方文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文学实际的一次教训和警示。此后，他在写《人间词话》时就抛弃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批评话语范式，而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话、词话形式与西方文论的新观念、新方法融汇、整合，营构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如他“摄取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意象’说与艺术‘理念’说，结合传统诗论中的‘意象’、‘形神’、‘兴趣’、‘神韵’、‘自然’，以至笔情墨趣、文趣诸说，加以变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境界’（意境）说”[4]。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五四新文学革命伊始，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放眼西方。批评者大都操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列文论的批评话语，较少有人从中西文论的整合出发去建构自身的批评理论。真正继承王国维的理论营构之法，很好地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加以融汇整合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的，当属钱钟书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现代学人，从文学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通过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参照、交渗、融合，写下了既富有民族特色，又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堪与世界文学批评理论对话的文论名著——《谈艺录》。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钱钟书先生堪称自觉构建自身批评理论、实践学理化批评的典范。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热闹的批评文坛上，能够留给后世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成果，诸如郑元者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蓝华增的《意境论》、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顾祖钊的《艺术至境论》等，都具有共同的特点：用世界的眼光、宽容的心态，做中国的学问，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都体现了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