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2－0034－07 作为“与读者交流的艺术”[1]1，小说要实现其“说服”[2]24读者或相互“认同”[3]的目的，必须依靠“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4]5。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不仅包括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这种互动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4]14。因此，小说修辞的表现形态同时受到四个方面的制约：世界(修辞语境)、作者(修辞主体)、文本(修辞行为)、读者(修辞受众)。小说修辞这种复杂的张力结构，使小说修辞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同时，小说修辞动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历史性决定了小说修辞的历时性。 大体而言，目前学界对小说修辞的历时性已有较强共识，但尚未系统梳理小说修辞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小说修辞复杂的张力结构，使小说修辞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但就具体民族具体时代的小说创作而言，其修辞风貌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可能改变一个时代的思维模式，进而改变读者与作者的审美成规，从而促使作者调整自己的修辞策略，发展自己的修辞技巧，最终改变小说修辞的整体风貌。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小说修辞，必然受到时代语境与民族语言文化心理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 一、修辞语境的历史性 与其他修辞一样，小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发生的，“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5]11。小说“是与作者和读者、说者与听者之间那种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开的活动形式，脱离它们不可分开的社会目的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理解”[6]295。小说的修辞语境，是判断小说修辞的基本前提。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好的演讲者，要根据场合、听众等因素来选择话题与技巧[2]。陈望道则认为修辞首先应考虑“六何”(即“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5]8，也就是修辞语境问题。根据陈望道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修辞语境概括为修辞情景(何时何地)、修辞受众(何人)与修辞话题(何故)等几个方面。 1.修辞情景的历史性 “修辞情景可以定义为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结合造成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事态变化”[7]124，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本身同时也可理解成是诗歌形式的修辞反应”[7]129，它总是试图通过说服读者认同作者的意见，从而参与现实事态的改变过程。离开小说叙事的修辞情景，也就难以对小说叙事的修辞目的、修辞效果以及艺术价值进行准确判断。由于修辞情景构成的具体性，它也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传统小说的修辞情景中，虽然人物、事件、物体等因素不时变换，但这些人物、事件、物体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道释为补充的文化体系以及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支柱的政治体制，三者相互依托，共同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传统社会的封建意识形态划定了小说修辞话题创新与修辞技巧创新的可能空间，传统社会的经济模式则划定了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方式。因此，传统小说虽然有文言与白话的分野，但二者的修辞情景并没有根本差异，其修辞目的也没有根本差异。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强行推向了世界，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中人物、事件、物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先进技术的传入，改变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生；经济基础的改变引发“百日维新”，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终结封建帝制。处于这一背景中的传统文化，也在清末民初的下层启蒙与上层维新、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种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对小说修辞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生产方式改变了小说的生产与传播途径；政治上的动荡与变革，为小说修辞的话题更新提供了的材料；文化上的革新，则为改变小说的审美成规与修辞契约提供了可能。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变革的过程并不同步，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现代”理论逐渐在中国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经济上的“现代”生产方式、政治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的“现代”话语体系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对这种“现代”体系的认同，是20世纪中国小说所面临的修辞情景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全境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修辞情景。统一的中央政府终结了政治分治，计划经济体制结束了经济自由，统一的意识形态终结了思想多元，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传统社会的相似性，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返古”倾向。“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使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发生转变。政治对经济与文化的有意识松绑，促进了市场经济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使小说修辞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意识上相对有些“超前”。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修辞情景，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修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化。 2.修辞受众的历史性 尽管理论家将小说读者划分成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作者的读者、叙述读者、理想的叙述读者[8]250等多种形态，但无论哪一种读者，都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方面，无论是真实读者还是作者设想出来的理想读者，都是被既有文化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修辞创新，强化或改变读者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从而创造了他的读者。正是这种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的承续性与变异性，构成了修辞受众的历史性。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们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1]83。作者是否能够把握读者的价值需求是小说修辞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上，“三纲五常”一直是中国社会数千年超稳定结构的支柱。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传统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9]225两种命运。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读者要求小说的只是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替代性满足的白日梦，中国小说由此形成“瞒与骗”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受众期待中，虽然绝大多数传统小说读者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侠客这类读者仰慕与企盼的人物形象，一直占据着小说的舞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参照系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关于现代“人”的思想，逐渐成长。通过先觉者的传介，使当时小说受众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他们不再要求小说提供一个白日梦，而是要求小说让读者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这种读者性质的转向使“新小说”的“新民”命题以及现代小说的“立人”命题成为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激情，却使小说修辞交流出现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无论在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中，读者对小说修辞的影响，都以真实读者为依托。建国后的互动中，真实读者被职业读者与“理想读者”所取代。各种批评家凭借政治话语的权威性，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构建出“理想读者”，借用“理想读者”的超越性与普适性对小说进行直接干预。通过这种多重转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读者”成为意识形态向小说修辞进行控制的工具。新时期小说修辞重新向真实读者回归。但这种回归同时也导致了读者的分化，使小说修辞也产生重大分化。先锋小说、严肃小说以及通俗小说都有着其各自的受众群体，也由此形成各自的价值判断标准。受众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小说家的修辞目的，受众的审美成规则制约着小说家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受众既有的审美成规是小说家修辞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小说家的修辞创新又可能改造受众的审美成规。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使得受众的审美成规也呈现出一种历史演进的历史。中国传统小说“白日梦”性质实际上隐含着读者对于“异于常人”的生活的关注，使得传统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以情节为中心的“传奇”色彩。现代小说读者则试图发现“近乎无事的悲剧”[10]383背后的原因，以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物为中心，成为新的审美成规。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读者”关注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如何表述“理想”成为这一时期“理想读者”的审美成规。新时期真实读者的分化，也导致了读者审美成规对小说修辞的影响产生了重大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