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120-06 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北京：《文学评论》杂志1985年第5期。）学术界便开始了对原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进行新探索的时期。（注：陈思和先生的归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即1985年起被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期。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1页。）尽管目前许多高校仍在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但已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出版。（注：如孔繁令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这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和学科意识，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接受。这里，我们思考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问题。 一、学科名称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目前有几种代表性意见。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中国当代文学（1949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合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另外一种称呼）及现代中国文学等。（注：朱德发先生的意见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称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中没有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称谓。他的这一表述，见朱先生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J]，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我认为，这些概念比较起来，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称谓有其独特性和新颖性。首先，这一概念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有一种更突出的现代广阔的历史视野，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由一个较狭小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大空间的整体文学。第二，它使原来的学科研究有了历史的延伸：向前将中国现代文学同先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相贯通；向后将先前较为独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相衔接，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来说，原来的现代文学史学科，希望其时间段落的延伸，而追求学科的“开放”和“活跃”， “动态性、嬗变性”（注：朱德发先生的意见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称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中没有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称谓。他的这一表述，见朱先生的《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J]，载《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如陈思和先生所持的主张：30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文学”，在时间和空间的局促妨碍了思维的进一步深入。若把它封闭在30年的时空中，上不衔接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流变，横向上又缺乏对世界文学格局的联系，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本身的生长因素。（注：陈思和先生的归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即1985年起被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期。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1页。）而先前属于较为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则缺少历史感，向前延伸有利于其研究的深化。第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起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具有时间上的明确性。现代、当代，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模糊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具有时间段落上的确定性，有助于学科建设的严密性与客观性。第四，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原来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组合与调整。这是一种基于学术发展和历史研究的需要所作的一次主动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是原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其中一个学科对另一学科的简单兼容。原来的当代文学，也有扩大自己研究空间的内在需求和提高文学史意识的迫切性。当代文学既存在着与现代文学同样的时间模糊性，也有自身的特别之处：一是与现代文学的学科壁垒，影响学术研究的历史含量，使得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联系难以得到揭示和评价；二是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评论的界限，始终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这种划分，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从当代文学学科的自身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划分的缺失，使得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与现时意识总是处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含混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科调整，给中国当代文学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向上的延伸，可以使原有的50年（1949-2000年）的历史，与上半个世纪作为整体，便于历史发展的贯通，便于许多当代文学问题原因的揭示、分析、评价。下段的终结，以2000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则便于划清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界限，使长期以来史与评论不分的问题得到解决。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原有学科的重新整合，更富于客观性、完整性、严密性。同时，它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标识，既便于人们外在识别，又易于人们以新的眼光来对待，并已获得日益众多学者、读者的接受，是值得坚持和提倡的。 目前，仍然有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持有异义，反对文学与纯粹的时间相联系，其实是过多考虑文学史的内容与世纪（时间）的不同，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放弃了对文学发展阶段的一种整理、把握方式。其实，中国文学研究以外，美学、哲学、外国文学等，也有以“世纪”命名的研究，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合理性的一种旁证。（注：吴元迈主编，李辉凡、张捷著《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李毓榛主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封孝伦著《二十世纪中国美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有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持有异议，还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殊理解有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是“新文学”或者是“现代性”的文学，把现代历史时期的不那么现代的文学排除在外。这样的文学史，可能是现代的，却未必是历史的。在文学的历史中，现代与非现代是相比较而言的一种复合的存在。现代文学大于现代性文学的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合理性，正在于能够比较恰当地解释、说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背景与内在动因，所以受到了广泛接受。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注：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没有使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名称，并且标示了确定年份，却是从1898年讲起，“绪论”讲1898年至文学革命前，是晚清民初的文学。这一阶段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相连，即是通常理解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限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明显的时间指向。 第一，上限。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人们对这一时段的认识有差异。例如，可将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定以1895年为起点，也可将其开端确定为1898年。起点的不一致，蕴含着对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但是，这却不能模糊20世纪这一大体时间段落的基本范围。文学的年代，并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比如，依照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一书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十年代，指的是“1937-1949”年间的文学。这说明，文学史长河与时间长河之间，既有重合的部分，又有不重合的部分。以某种历史段落标示文学，不是为了割断文学与历史的前后联系，而是特意仔细考察这一段历史。某一年代、世纪或“朝代”对文学的历史限定，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