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人文主义文学脉流的形成和延续 由于社会环境等差异，本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海峡两岸当代文学，产生了若干各自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因对“人性论”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在大陆，人性论（特别是抽象人性论）历来受到抵制或批判，因此文坛长期以来侧重于重大题材的创作。在台湾，虽也曾有过围绕“人性论”的争论（如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但毕竟范围、力度有限，“人性论”始终有着较多的服膺者。影响所及，描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人性表现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在文坛形成了一条时隐时显的人文主义脉流。 这一脉流在50年代即由夏济安、夏志清等为代表的《文学杂志》作家群所推动，而其理论来源则可上溯至直接师承于本世纪初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梁实秋。他们以健康、理性、均衡、道德为标帜，强调文学应描写人生、呈示人性，特别是展现灵肉调和的生命情态，在当时发挥了抗衡早已沦为政治工具的“反共文艺”、冲淡文坛极端政治化倾向的作用。在60年代，人文主义对以唯美、颓废、虚无和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派文学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却与后者中富含人文色彩的一翼——所谓“温和的现代派”相亲和，甚至融入其中。6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当局出于歌舞升平的政治目的标榜“新人文主义”，从而也开始了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的“收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二者相结合，以“抽象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武器，共同反对较多揭露阶级矛盾和社会黑暗面的乡土文学。由此可知，80年代以前的人文主义脉流实际上代表着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中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脉络在台湾文坛的播迁和延续，某种意义上也重复了本世纪前叶这一派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及现代文坛上的历史命运〔1〕。然而， 尽管人文主义脉流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历程，有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但它却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着重人生、人性描写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台湾文学较强烈的人性挖掘的主题。影响所及，不仅人文主义文学如此，现代主义乃至现实主义文学，也或多或少有此倾向。 在六七十年代其势不彰的人文主义脉流，80年代后获得了重新崛起的契机。虽然它已转由一批新生代作家所操觚，因此与梁实秋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渊源关系日渐疏远，但在文学理念和艺术取向上，仍与其前身有着某种传承关系。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政治”倾向的延续。而这是与一些作家对台湾文坛屡屡出现的“文学政治化”现象的反思分不开的。70年代文坛上，“三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官方文艺政策，而乡土文学也日益出现“使命文学”的倾向。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论争并未涉及多少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却加深了不同派别作家之间的芥蒂和恩怨，斫伤了文学的创作力。这种情况引起了部分作家的思索。如小说家东年认为：“这是一场以文学为藉口所展开的政治论争，并且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论争……我们不难发现没有谁是胜利者：在政治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裂痕，在文学方面，同为现代文学命脉的‘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均淌干了赤忱的热血……”〔2〕。 这种视“文学政治化”倾向为弊病的认知，乃是人文主义脉流在80年代重新崛起的原因之一。 朱天文的创作可说是人文主义脉流在80年代延续的典型例子之一。朱天文早期所谓“三三体”的作品就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它们大都以年轻学生的校内外生活为题材，十分生动、真切地写出了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的微妙心思，特别是源于年轻的喜悦、生命力的飞扬的一种对生活生命充满热爱、对自然万物心怀感激、对世间百态给予宽容、不喜缺乏情调和诗意之道学气的“真性情”。在艺术经营上，朱天文心仪于夏志清所概括的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吸取其观看世界的直观方式，着眼生活里的细琐题材及其背后包含的“荡荡莫能名的情操”，力求“在最平凡处写出惊涛骇浪和神采”〔3〕。进入80年代后， 朱天文的风格有所变化。她跳出了描写少女情怀和私密性个人经验的限囿，对现实社会有了更广泛的涉及和观照，与吴念真合作的电影剧本《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就是显著的例子。然而，即使是这些电影剧本创作，也仍一脉相承地保持着朱天文早期创作的某些特征和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对“人”的兴趣远甚于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正如张诵圣对她（他）们这群年轻作家的概括：“这群作家始终以人道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生活；同时他/ 她们一向以个人而非社会政治的观点去了解历史。”〔4〕如《悲情城市》表面看写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它的核心主题却是“历史如何侵犯了不涉政治的平凡人生活的故事”，它并未特意凸显献身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所受的迫害，相反地，它描写的若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物，便是因生理缺陷而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者，这和陈映真同一时期的类似题材作品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5〕。 而且这种倾向并非无意为之，而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在《悲情城市·序》中，朱天文写道：目前正在松动变化的大环境，促使民间的活力从各个缝隙间释放出来，意味着更多不同形态的电影皆可并存，“当我们逐渐跨越出生存的迫切性走出一个较能活动自由的空间时，关心的焦点自然也不一样。除了向来非杨即墨的派别之争，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似乎还别有一块洞天可以拿来想象，思考。”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中，朱天文又写道：“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那里，各种价值判断暖昧进行着。很多时候，辩证是非显得那么不是重点，最终却变成是每个人存活着的态度，态度而已。做为编导，苟能对其态度同声连气一一体贴到并将之造形出来，天可怜见，就是这么多了。”甚至这些电影剧本的散文式表现方法，也与上述内容上的特点紧密呼应：“不顾情节的逻辑推衍正可以使朱天文全心着眼于生命中随意的偶发事件和情绪的细微起伏，这些是理性分析所无法掌握的，也因此在她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精彩的段落和对人类处境的独特洞见。可以想象在侯孝贤刻意压抑戏剧性，将日常生活作自然主义式呈现的电影中，这种触及生命经验质素的细致和敏锐得到了最好的发挥。”〔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