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3日，《钟山》编辑部、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物产文化传播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九十年代文化与新状态”恳谈会，谢冕、刘心武、洪子诚、雷达、张韧、白烨、王干、陈晓明、张颐武、朱晕、应红、邵明波等十多位评论家、作家出席，对九十年代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梳理、回顾、反思，对新状态等问题作了深入，详尽的描述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现将这次研讨会的发言提要刊登如下，以飨读者。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作家和批评家拥有一定的创作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度，来自非文学方面的干扰少得多了。大家以比较自由的心态，“各说各的话”。文学走向多元格局，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各自不同的表述。虽然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比较正常。文学和艺术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这是多年来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不再是用一种声音来统一、代替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是各人按照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谈问题。大家在这样的氛围里，充分地交换意见，表述自己的见解，各种各样的意见冲撞、交流，最后达成融汇、共存，这是比较正常的，是一种常态。 九十年代大家关注的命题很多，如人文精神、文学的理想、文学热与弘扬民族文化、国学重建、重写文学史、“后现代”、“后新时期”、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界流传一句话：“新南京、后北京、重上海”，表明每个地域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另外随着“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女性文学的书出了很多，如“红罂粟”、“红辣椒”、“紫丁香”、“她们”等丛书，女性主义批评也在兴起，也很引人注目。这些问题都需要反思、回顾、梳理。九十年代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过半了，需要梳理、检讨我们所做的工作。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想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王干（《钟山》编辑部）： 《钟山》1996年新设《思潮反思录》栏目，意在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一系列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现在需要用平静的、客观的研究态度面对九十年代文学，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声音、一种标准、一种方式去解决丰富多彩的问题。今天，请各位畅所欲言，对《钟山》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批评，对新状态小说进行清晰的分析。 一、新状态不仅是个小说的问题 谢冕：今天到会的各位都各有各的观点，大家坐到一起，比较冷静地，而不是情感式的交流意见，还是“各说各的”，不一定强求统一。希望多交流，有交锋也没关系，尽量求得学理上的探讨。 张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九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带“新”字的小说：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等等。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已经烟消云散，是过去时了。我觉得九十年代出现“新状态”等“新”字号的小说，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五年、十年以后回顾这段文学史，可能不会忘记它们。因为它们的出现不仅仅是商业包装，而是文学处在一种低状态下的一种“突围”，想冲出来。虽然存在误区，但应当肯定这种“突围”。南京《钟山》倡导的新状态小说，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如韩东的《大学三篇》、刁斗的《罪》、艾华的《启蒙》等。北京的新体验小说、吉林的新新闻小说，也有新作品出现。有的平淡一些，有的还在苦苦挣扎，还有新作家、新作品出现。新状态等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培养了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三十多岁的作家，让他们一展才华，形成了新文学近期的“坡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次，九十年代小说出现了个人性、个性化的特征。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样子”。但这些小说缺乏时代性、历史感。当然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只有个性化，才有可能出现时代性、历史性的作品。还有一个现象，许多小说有好情节、好故事，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容量，宽度，人们只是戴着新面具出现。应该说，九十年代文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九十年代，个人化的写作倾向比较明显，作家也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声音。这是值得肯定的，是文学进步的标志。但文学的个人性程度还不是作家创作的主动要求的结果，而是有很多的其他条件在内。文学潮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包括新状态等小说的出现。在文学运动中，为某种目的性而设定目标，目前还存在。对文学预设目标，进行探讨、指导，有合理性。但很多名目是商业性的东西，为达到某种标志而推出一批作家，并受到关注，可能不能把个性完全发挥出来。文学评论从潮流的角度衡定作品，而不是从作家本身的创作来衡量，可能障碍个人性的形成。 谢冕：新状态不一定限定在小说方面，而可以有更多的涵盖。文学的诸现象、诸品种，甚至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涵盖进来。如诗歌，八十年代现代诗的思潮很多，现在沉淀下来的，好像只有“状态诗歌”，还有些后现代倾向的作品。如王小龙、梁晓明、韩东、于坚等人的创作。“各人喝各人的茶，各人讲各人的话”。还有以伊沙为代表的，具有消解意义的那一部分。后新时期以来，诗歌也并不落后，只是理论上给予的支持，关心不够。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在文学艺术方的表现，可能也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