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2-0123-05 一 所谓文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文学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发展史。文学史中的“史”不仅与人们的“历史观”关系密切，同时也因鲜明的“文学”指向，使之成为对历时更替与纵向进程的文学文本及其文学原生态进行重构与还原的一种努力。但让人惊异的是，这种“重构”与“还原”，在世纪交替面前，竟自我怀疑起来，变成了“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注：旷新年：《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涌进我国的西方历史观念，不但影响到整个文坛的创作，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先前历史本体论的权威。著名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要通过“发现”、“辨认”编年史中掩藏的“故事”解释过去，而历史与小说的区别仅仅在于，“历史学家‘发现’他的故事，小说家则‘发明’他的故事。”（注：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46页。）在这里，体现科学理性精神的“历史”与张扬个性色彩的“故事”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客观的历史质变成了个体的书写。于是，历史的面目与意义通过主观想象的理解抵达到了人们的眼前，历史与虚构终于不可避免地聚合在一起。 针对文学史写作，后设历史学仔细分辨历史的内涵，关注时间碎片中的偶然事件与现象，展示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这便使得文学史的多样化写作成为可能。90年代出现的两部颇具影响的文学史，就相当典型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仅将文学的“外部环境”（如体制、机构等）纳入研究视野，而且还精心梳理了当代文学的源流。著者掌握大量文学事件之后仍出言谨慎。而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通过一系列充满睿智的关键词（如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建立起了整套体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文学史叙事话语。然而，两种方式的缺陷正如两者的优势一样显见：由于历史观摇摆不定，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史写作的“犹豫不决”。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追溯一下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源头。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伴随着体会民族羞耻与大义的心理逐渐兴盛起来。在第一个十年里，林传甲、黄人、王梦曾、张之纯、曾毅、朱希祖、谢无量等纷纷出版文学史。在众多著作中，文学概念从“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注：章大炎：《国故论衡·文学总论》。）逐渐演变成1920年胡适关于文学的核心便是“表情达意”（注：胡适：《什么是文学》，《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这一旗帜鲜明的定位。在此一过程中，社会的变动、知识结构的调整、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文学理论的变化以及近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对文学史的编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戴燕在陈述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后，不无感触地说：“他理解的文学，远比今人的认识宽泛，这样一来，他讲的很多内容，就是今天文学史删落或者大大简化的东西。”（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正是建立在对文学的这种宽泛理解的基础上，文学史首先融进了文字学方面的内容，体现的是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在传统的文字学“求真务实”的研究理路的导引下，文学史表现出客观冷静的精神状态和写作立场。而当上个世纪初文学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从严肃庄重的经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后，它在学科地位上便有了与哲学、史学并置的价值。有人认为：“在现代的文艺思想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双重影响下，‘文学’越来越远离传统，向欧美的近代文学观念和学科体制靠近，而身处这一时代的文学史作者，也不由地就此转变了他们从传统习得的，以文学为文章、学术之合的认识，并随之转变了他们对于文学史面貌的勾勒和判断。”（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这一评判颇为深刻。于是由此及彼，它也就顺理成章地导致了文学史家编撰立场的转变：从要求琐细真实的史料掌握和真凭实据的古典编撰，转换成越来越强调精神情感和纯粹审美价值的现代写作。 现代观念中的文学与哲学、史学并列的原由，主要在于强调主体浩瀚的想象，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精神污垢的清除等。它与哲学、史学一起，丰富和提升着人类的心灵，因此，当这种充满现代色彩的文学观被确定之后，体现基本素材的语言学方面的内容便渐渐萎缩，以至彻底退出文学史领域。文学的基本素材转而变成哲学思潮和社会文化背景。 文学观念的上述变化，给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于是在张扬个性解放的大旗下，文学史一改先前单纯史料的陈列以及僵化呆板的写作体系，用文学所独擅的“真情实意”为文学史编写找到了一条文学审美远远超过史学要求的情感写作道路。由于感性愉悦的文学排斥了冷静客观的理性思想和学术的思维方式，文学史的编写当然也就显得更加自由，也就更加个性化了。 教学方式和思维状态对“崇尚个性”和“求异”的文学史写作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来说，在高等院校尤其是高层次的高等院校中，教授在课堂上往往采用的是研究性教学，他们著作的成书常常都会经历课堂教学的这一环节。而课堂教学的语境特色，也必然会反作用于教授。在课堂上，作为教学主导的教授为了强调自己的主观情感与理论论断，他们往往在高谈阔论中陈列有利于自己论断的资料；即便走下了讲台，但在知识等级上也是远远超过了与之“假想”对话中的学生。在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语境中，教授由于掌握了知识权力，在想象中获得了一种自我选择的理论自由。而这，自然要给文学史的编写又平添不少主观色彩。 由此，我们认为文学史的写作空间犹如宽阔浩荡的江河，它有主潮，也有无数的支流及小溪。主潮与支流及小溪之间存在的或一致或相逆或容纳或激荡等多种复杂的关系，正隐喻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与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所有文学史书写的多样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文学史叙事的多样可能性，而否认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在确定历史叙事的主观与虚构的同时，也不能拒绝承认发生在文本之外的历史存在。即使我们承认历史具有“修辞”的性质，但仍然有必要辨识清楚历史事件的确定程度。文学史写作要想回到文学的最初景观中去，就应该直面自身复杂的经验世界。这也是文学史的作者对历史原生态与客观性的一种尊重。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主体在时间之流中的稳定性与强大的包容性，同时也看到了在主体之外的碎片与泡沫的重要价值，它不仅给我们以新的思维和眼光，而且也使悖反、冲突与游离于主体之外的碎片因此得到富有意味的整合，从而极大地丰富、补充了被“一体化”了的历史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