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指中国学者在该年度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成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第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第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包括译介。以下分别论述。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013年，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典论述、命题进行较为细致的辨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对马恩有关文本的细读来展开研究。另外是以中国当前文艺理论界的研究状况为出发点，结合当前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在对话与争鸣中进行理论阐释。 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一度被中国学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命题，董学文的《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①一文则明确提出质疑。文章指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并非马克思所独有，之前或同时代的理论家如黑格尔、别林斯基都强调这两个维度，这一论述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根本特征。文章通过对经典作家思想体系和理论文本的分析指出：马克思在辩证唯物史观基础上把辩证法运用到文艺批评中去，才是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核心与灵魂。因此，应将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界定为一种辩证法批评或辩证批评方法。文章结合马克思有关“公转”、“自转”的比喻性说法指出，文艺现象的一切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的。从辩证批评方法出发，可以把“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结合为一体，而不是人为地分为两个步骤或两个标准。文章进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实践进行了分析。 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是之前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有所偏重，新时期以来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以审美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离。文章力图超越这种二分法，提出统一的批评方法，是一种较有意义的理论阐释，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拓展作用。 不仅如此，该文还力图辨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将马克思同此前的唯心主义以及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区分开来。作者说，这样“既可划清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界限，增强我们文艺批评的自觉和自信，亦可防止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模糊和干扰我们的视线”。作者近两年已多次撰文反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西马化”倾向，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应遵循经典作家要义，不应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各种现代西方文论的组合嫁接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该文显然延续了这一立场。 孙文宪的《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②一文，同样是论述马克思的文学批评观。文章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人的感觉”作为逻辑起点来阐释美学问题，指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审美关系，而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了劳动的对象化特性，扭曲了“人的感觉”。在此基础上的思考，使得马克思对审美活动的阐释超越了西方古典美学，后者虽然也强调感性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但目的在于证明审美活动具有不同于理性认识的特点。马克思则揭示了审美活动与批判私有制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美学思考是其阐释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文章进而对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做了阐释，指出，物质发展了的社会之所以不利于艺术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社会发展是以剥夺“人的感觉”的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这使得艺术失去了赖以生长繁荣的土壤。该文力图在辨析马克思文学批评与西方古典文论的区别中廓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文章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趋向，这一观念对于改变学界一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科化、泛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方式，有着启发意义。这也是该作者近期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在2013年4月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针对学界局限在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阐释框架并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视为“外部研究”的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反思和批判“资本现代性”对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的影响的特质，可视为是作者相同思路的延续。 龙迪勇的《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路径》③一文也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章认为，与一般思想家从具体到抽象的思想方法不同，马克思独创性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其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一方法构成了其思想方法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既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他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现象的方法。文章从人类思维和认知活动的角度区别了“抽象”和“具体”，指出马克思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试图通过抽象，使现实中的具体上升到精神上的具体。文章继而认为，这一方法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作家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观察时代和社会，创造出体现时代和社会本质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在具体写作中，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