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现代性问题

——以《酒神的伴侣》为例

作 者:
罗峰 

作者简介:
罗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浙江杭州,310058)。

原文出处:
思想战线

内容提要:

欧里庇得斯是一位大胆创新的剧作家,深受自然哲人影响,他的剧作充满对传统礼法的不敬和现代思想。欧里庇得斯在其晚期经典悲剧《酒神的伴侣》中,预设了一种崇尚自由、平等、快乐的全新生活方式,并通过塑造一种新的自然状态,表明他的新人性观。欧里庇得斯自觉偏离古典传统与德性,成了现代性浪潮的推手之一。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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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里庇得斯是一位敢于大胆创新的悲剧诗人,他在表现传统主题时的大胆令人震惊。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主角,不再是诸神和英雄,而是女人、贩夫走卒、奴隶和外邦人。他还以科学态度审视神话中的人物,借剧中人物咒骂诸神,甚至用自然哲人的唯物论否定传统神(II.8~10)。①从他的众多剧本可以看到,古老的家族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男人不再是家族的支柱,相反,德性在女人身上得以呈现。传统的“家族”被日常琐事取而代之,“居室”取代了“王室”。②欧里庇得斯急于要改造城邦民,自觉偏离了古典传统及其对德性的培育方式,走向了现代思想。在其晚期最成熟的作品之一《酒神的伴侣》③中,欧里庇得斯描绘了一种崇尚绝对平等和自由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这部剧作,可以发现欧里庇得斯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与现代性的隐秘关联。

       一、平等的诉求

       悲剧经欧里庇得斯发展,变得更贴近民众。欧里庇得斯用日常用语,取代了埃斯库罗斯华美庄重的语言,他的戏剧语言已不像诗,更偏散文。散文取代韵文,进一步拉近了与民众的关系。④不过,欧里庇得斯虽简化了语言,文风却并不简洁。在他的剧本中,冗长的说理和充满思辨的论辩俯拾皆是。在对比三大悲剧诗人就同一题材所写的剧作后,金嘴狄翁(Dion Chrysostomos)就表示,欧里庇得斯最能代表“公民和演说家的特质”。⑤的确,欧里庇得斯笔下看似简单的语言,常常极富思辨、发人深省:“生即是死,死即是生。”⑥但欧里庇得斯与传统悲剧诗人的旨趣已大异。有评论家贴切地指出,就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英勇就死,悲叹“她的坟墓”就是“她的婚床”之时,欧里庇得斯同期创作的《阿尔刻提斯》,却让自愿赴死的女主人公从“她的坟墓”回到了“她的婚床”。⑦

       实际上,欧里庇得斯悲剧已在多重意义上预示着现代戏剧的开始。他的人物从诸神和英雄转向了普通人,甚至女人。⑧有评论家断言,正是欧里庇得斯发现了希腊文学中的女人维度。此外,恋爱成为悲剧的重大主题,可谓肇端于欧里庇得斯。⑨欧里庇得斯对激情的描写尤具感染力:他把美狄亚杀害稚子前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在《特洛亚妇女》中淋漓尽致地披露特洛亚妇女在城邦沦陷后的复仇心理。昆体良(Quintilianus)就惊叹于他“激发人怜悯”等感情的非凡能力。然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人物通常模棱两可,语言的含混性暗含了走向诡辩的危险。阿里斯托芬看到了这富有争议的一面:倘若出现能力稍逊或别有用心的诗人,运用语言的模棱两可,转化为某种“捉摸不定”的文风,并让人相信,在简明的说服力面前,理性的批评并无招架之力,情况会很糟。⑩在《希珀吕托斯》(Hippolytos)中,欧里庇得斯就巧妙借一段长篇说辞,使观众转而同情诽谤者斐德拉(Phaedra)。一个拥有过人语言能力的诗人,必须与同样伟大的思想结合才能相得益彰。(11)欧里庇得斯却以自觉的姿态,选择了与传统对抗。(12)在他的最后一部完整的经典剧作中,欧里庇得斯更将语言的含混性发挥到极致。

       在《酒神的伴侣》中,欧里庇得斯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个全新的城邦类型。新神狄俄倪索斯来到古老的忒拜城邦,欲在此传播他的狂欢教仪。然而,由于这种教仪与城邦政治生活格格不入,遭到国王彭透斯的坚决抵制。为此,狄俄倪索斯让忒拜全体女子发狂,进山狂欢,并在山上结成了一个别样的共同体。在第一合唱歌中,由酒神伴侣组成的歌队表达了她们的平等诉求。她们列举了酒神带给人类的诸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葡萄酒(行380~386)。然而,葡萄酒的作用,与其说是“忘忧”,不如说是消除神人之别。(13)首先,葡萄酒不仅出现在“男人的宴饮”上,也出现于“诸神的宴会”,这种平行结构,本身就暗示了地位的平等,亦即等级秩序的消弭。况且,诸神宴饮时所喝亦非葡萄酒。(14)葡萄酒的“忘忧”功能,也根本与诸神无涉——诸神本无忧可愁,何来忘忧之说?歌队随后的说辞,更令她们的平等诉求昭然若揭:

       聪明不是智慧,

       思索不属凡人之事也不是。

       人生短暂,既然如此,

       谁要是追求伟大之物,

       就会连得到的东西也失去。

       这些是疯子和

       蠢人的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行385~392)

       表面上,歌队在强调节制,劝人不要思索“不属凡人之事”。的确,任何时代,追求卓越都非常人可以企及,因为这种生活并非人人可欲求。但她们随即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伟大之物”,结合随后出现的“生活方式”,歌队实际上否认了一种更高的生活——她们以常人的生活方式,勾销了少数优异之人追求卓越的必要。歌队也就此否定了思索“不朽”之事的生活。追求伟大和思索不朽的生活,一定意义上的确疯狂,这也注定了这种生活仅适于少数智力超凡且懂得节制其思想之人。然而,这并不足以将更高的生活一笔勾销。歌队却以此否定更高的人的智识追求,要求人人都过她们所谓的“明智”生活。歌队拉平智识差异的意图在合唱歌最后表现得愈加明显。

       歌队先前否定了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追求不朽与卓越之人。在此,她们更毫不掩饰地明示,所谓的“明智”即智识平等,就是让优异之人向多数人看齐:

       明智者会让心灵和思想远离

       优异之人;

       凡是多数人——

       普通人尊为习俗

       并奉行的东西,

       我都欢迎。(行427~433)

       歌队坚信,明智者不是优异之人(περισσν),而是多数人或者普通人。περισσν虽有“过度”之意,但歌队在此所指,无疑就是与常人相对的超凡之人。歌队对常人的信念,暗含平等主义的思想。(15)歌队通过否定更高的德性追求,还标榜了一种全新的公民德性。令人困惑的是,欧里庇得斯在早期剧作中表达了对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看法。(16)有学者指出,欧里庇得斯在基督教出现前的希腊时期表达这种观点,“惊人地不同寻常”。(17)从文脉来看,歌队之所以用多数人的“明智”,拉低少数人更高的智识追求,似乎与她们独特的自然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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