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也是一系列合成词术语的“词根”。对于文学作品之“体”，亦即“文体”，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它的三层内涵——“体裁”(文类)、“体势”(语体)和“体貌”(风格)，却似乎忽略了作为“结构”的“体”。而当人们为将“文体”翻译成genre或style而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时，却好像也忘记了作为“结构”的“体”或许与西方诗学观念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均调与统一……是文学的生命，而文体正是表征一个作品的均调统一的”①；进而又说：“文体必待结构而后能完成其统一性、均调性。……结构是统一的，故亦谓之‘体’，由此可知结构在文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结构是各因素的融合、统一。”②换言之，如果说“文体”表征的是文学作品的整体存在，那么“结构”就是这种整体性得以完成的保证。可见“结构”是“文体”范畴中的重要层面。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现代转换——当“体”获得“结构”这一项释义时，它不仅可以与西方文论中的相关观点及概念发生深层关联，更加可能成为连接东方诗径与西方理路的枢纽。 东“体”西“体”，其理攸同 ——重视文学作品的结构 古今中西的文论家大都很注重文学作品由各个部分通过连贯的配合以及协调的组织而最终获得的那种整体性，并且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应当像人的身体、生命体那样，各种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活生生的整体。 1.“organic unity”与文学作品的结构 西方的文学批评在论述作品的结构时常常使用“有机统一体”(organic unity)这个观念，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学有机论”(organicism)。 在渺远的轴心时代，柏拉图《斐德若篇》里的苏格拉底曾强调：“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③作品的结构和生命的存在、身体的完整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奥尔西尼指出，柏拉图是“有机统一体”(organic unity)这个概念的创始人。④后来当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的结构时，也像他的老师那样比喻道：“无论是活的动物，还是任何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⑤在这里，作品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再次得到了表述。朗吉努斯《论崇高》亦云：“在使文章达到崇高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莫如各部分彼此配合的结构。正如在人体，没有一个部分可以离开其他部分而独自有其价值的。但是所有部分彼此配合则构成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有机体。”⑥同样也是用人的生命的整体存在来比拟作品结构的完美圆满，并把结构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轴心时代之后，将文学作品结构视为生命有机统一体的批评理论仍然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浪漫主义时期的柯勒律治如是说：“诗的精神同一切其他生命能力一样……必须得到具体体现从而展示自己；但既为生命体，就必定有组织——何为组织？这岂不就是部分与整体相联，因而各个部分都集目的和手段于一身了吗！”⑦换言之，诗歌就像生命体一样要通过整体与部分的关联、也就是结构来展现自己的存在与精神。到了20世纪，“新批评”派对文学结构整体性的强调更是无以复加。譬如兰色姆在《新批评》中提出的“逻辑结构(structure)—局部肌理(texture)”说(“肌理”这个术语的翻译也借用了人体的部分，或译为肌质、纹理)，艾伦·泰特在《论诗的张力》中由“外延(extension)—内涵(intension)”创造出的张力(tension)概念，都涉及文学作品各因素的协调与统一；而布鲁克斯的名著不仅直接以“诗歌结构研究”作为全书的副标题，“精致的瓮”更加成为了“新批评”派重视结构的一种象征。后来，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指出艺术领域流行的一个格言就是——每一件艺术品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形式，或者说生命的形式⑧；她说：“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高级复杂的生命结构。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⑨在这里，结构的有机性、作品的完整性成为了艺术区别于非艺术的根本特质，成为了艺术生命的来源。 2.“体”与文学作品的结构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在谈及作品结构时往往也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通过一种“近取诸身”的比拟，把文学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 例如在《文心雕龙》中，就至少有《镕裁》、《章句》、《附会》等篇是专门探讨作品结构的。《附会》开篇便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章句》又谓：“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可见刘勰十分重视文学作品首尾、表里等因素的融合、条贯与统一。而且为了阐明那个完满的结构，刘勰还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比喻，尤其是植物这样的生命体。然而，这些比喻都不过是某个原始统一体——“身体”的有机延伸，因为刘勰真正要分析的并不是他向来偏爱的丝织品，亦非植物的枝干、跗萼本身，而是人的身体。他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通过比拟人的身体，刘勰提出了“文体”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各种要素融合为整体的过程，亦即“结构”的过程。
